實務上有見過一種特殊狀況，非指揮案件而是由司法警察自己無令狀搜索的狀況，檢方發現搜索程序違法，但因為刑事訴訟法僅規定事後陳報法院，檢方無審查權限，檢方只能基於檢察官倫理規範善意提醒院方（不要懷疑，這就是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實務上真的有這種事情，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3條明文規定：檢察官執行職務時，應與法院及律師協同致力於人權保障及司法正義迅速實現），但院方最後仍然無視檢方的提醒而強渡關山，這種檢方認為搜索違法但院方認可的案例，實在令人傻眼。
2.推事或淪為刁難
(1)有羈押原因之必要，有時檢方不只釋明，甚至舉證了有明確證據證明被告已經開始滅證或已經逃亡被抓回來，但卻以一些司法實務上罕見、超越一般人能夠想像的理由用低廉的金額交保。
(2)挑司法警察偵查報告、卷宗裡的顯然誤寫誤繕或小毛病，直接駁回聲請，檢方和司法警察只好不斷重新聲請，實質製造案件與院方同事的負擔。
(3)欠缺「偵查法官」角色的認知，誤把有罪門檻當成強制處分發動門檻。
3.調取票採法官保留的制度問題
案件在偵查中的發展是瞬息萬變的，調取通聯記錄是初步判斷犯罪嫌疑的重要證據，也可以初篩被告與一件侵害結果之間的關聯性與嫌疑，例如初步判斷死者死亡前有無可疑的聯絡紀錄。可惜因為某種政治力的運作，本來採檢察官保留的通聯紀錄修法改採法官保留的，甚至有些案件類型無從向法官聲請調取通聯，偏偏通聯記錄在實務上只保存6個月，導致喪失偵查中保全證據的先機。政治操作修法的結果就是——累死法官、整死檢察官、忙死警察、不利公益。調通聯對於基本權影響並不大，是否有必要採取法官保留，制度面宜再慎思。
強制處分（羈押、監聽、搜索、限制住居出境出海等等）的發動是刑事訴訟法的精髓，實務上卻產生少數積非成是或自以為是的亂象，有扛不住輿論壓力的，也有淪為刁難而實質干擾偵查的，加上外界不懂之下的胡亂砲轟，成為實務上應該正視並好好討論的課題。
這是很值得討論的議題，與其長期以來院檢私下互相埋怨（從這點就可以推翻某些學派還活在幾十年前的審檢不分想像了），不如開誠布公好好認真面對爭議——在「顯然」不符合強制處分要件的案例，檢方就應該好好過濾，在偵查中擔任合法性控制的角色，確保送到院方的聲請案件品質，實質減輕院方負擔；院方審查時也應該具有「偵查法官」角色的認知，不能拿有罪、無罪的標準來刁難檢方，法條規定強制處分的發動門檻本來就跟有罪門檻不同，更何況，如果證據到達認定有罪標準，就直接起訴了，何必這麼辛苦大費周章監聽、搜索、羈押？過度刁難並非保障人權之道，合理的偵查作為，是公益，也是保障人權，例如被害人人權。
因為愛蜂事件，司法圈內出現了一些紛紛擾擾的爭執，活在當代的司法之中，我們要思考的是，不要因為理論的論爭，而清算一些無謂的舊帳；或是白紙黑字寫了顯然可議的理由後，硬是要把本來很有意義的檢討聲浪當成陰謀。
我們可以反對有人以某司法官的法律見解不合己意為由濫行評鑑，但是我們不能阻止他人對於某司法官的法律見解、適用標準的論辯。
＊作者為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