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其他共產國家的失敗學到什麼？
描述中國的方式之一是，它是個「轉型」的後共產經濟體。這表示中國正從中央計畫經濟體轉型到更加市場導向的經濟體。這未必表示共產黨將放棄政治權力。大多數東歐國家可以當作例子，說明從計畫轉向市場的經濟轉型，結合從共產獨裁轉向多黨民主體制的政治轉型。蘇聯則是一個嘗試經濟轉型卻未完全政治轉型、最後失敗的例子。中國和越南是嘗試經濟轉型、同時維持共黨壟斷政治權力的國家。
了解中國為什麼未陷入經濟停滯或演化出民主制度的第一把鑰匙是，檢視其領導人從其他共產國家的失敗學到的教訓，特別是蘇聯一九九一年的慘痛崩潰。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抗議達到高點時，有超過百萬名示威者，他們譴責官員貪腐、通膨失控和缺乏政治自由。鄧小平領導下的共產黨雖然恢復了秩序，卻付出血腥鎮壓和軟禁趙紫陽的代價；趙紫陽在那一年五月底前一直是黨的高階官員，並帶領一九八○年代的許多經濟改革。接下來兩年，中國受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經濟制裁，經濟成長率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年跌落到平均四％──和之前十年平均一○％的成長率比較已屬衰退。保守派官員怪罪鄧小平的改革派經濟政策帶來政治動亂。當時中國在外交上遭到孤立，經濟和政治陷於僵局。
同一時間，其他共產集團正以幾年前無法想像的速度瓦解。蘇聯的東歐衛星國共產政權，到一九九○年初已全部分解，到一九九一年耶誕節，蘇聯本身也已崩潰：共產黨在反對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政變失敗後失去權力，從立陶宛到哈薩克的十四個共和國宣告獨立，葉爾欽（Boris Yeltsin）自立為縮小後的俄羅斯聯邦的非共產黨總統。
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想像中國會是下一張倒下去的骨牌，或者黨會藉鎮壓異議和控制已證明有政治破壞性的經濟改革，以收緊對權力的掌控。事實上黨的作法剛好相反。到一九九一年，經濟的動力再度加速，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初又明智地展開他稱為「南巡」的策略。在高階軍方領導人伴隨下，他訪問華南經濟改革的熱點，先從深圳經濟特區開始，而深圳緊鄰他大膽改革的實驗室香港。南巡期間，他與高階軍方領導人和國家安全首長舉行會議，會中大膽宣告：「誰不改革誰下台。」
這個訊息是針對鄧小平在天安門動亂後指派為黨領導人的江澤民而發，當時江澤民在鄧的改革派與保守陣營間遲不表態。事實上，鄧小平是告訴江澤民：「我仍然在幕後掌控大權，我有軍方站在我這邊，我命令你別再騎牆，重新開始經濟改革。如果你不肯，我會把你弄下來，找個較聽話的副手。」江澤民順從了，並推出新一輪改革，在接下來的五年，經濟成長激增到每年平均超過一二％。 （相關報導： 不要說不可能，「蔡習會」探索：《撥雲見日》選摘（4） ｜ 更多文章 ）
身為革命元老的鄧小平，與其他人一樣深信要維護黨的專政，但他押注保持專政最好的方式，是追求動態的經濟管理，提升國內的生活水準，和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及影響力。他的理論是，中國人民若能豐衣足食，且對中國再度在世界上「揚眉吐氣」感到自豪，長期來看將更支持共黨統治，勝過生活在經濟停滯有如死水的人民。經濟改革必須先實行，而政治改革──如果要的話──排在遙遠的第二位。換一種說法，就是他在一九九○年被寫在中國各地牆上的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在這方面，他的自知之明與戈巴契夫有天壤之別，戈巴契夫進行政治改革，希望有助於排除官僚對經濟改革的抗拒；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很久，就說戈巴契夫是「白痴」，才會把政治改革擺在經濟改革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