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黑道共枕,執法人員與黑社會的勾結:《出賣中國》選摘(4)

2017-07-07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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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人員和黑社會勾結不難理解。黑幫老大雖然好用暴力犯罪,但正如生意人想勾結政府官員,黑社會一樣想勾結警察。(BBC中文網)

執法人員和黑社會勾結不難理解。黑幫老大雖然好用暴力犯罪,但正如生意人想勾結政府官員,黑社會一樣想勾結警察。(BBC中文網)

「從前些年和最近揭露出來的一些涉及領導幹部的大案要案看,其犯罪情節之惡劣、涉案金額之巨大,都是觸目驚心的,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簡直到了利令智昏、膽大包天的地步!」—習近平,2013年4月19日

中國領導人像習近平這樣對幹部道德淪喪大發雷霆,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了。然而,黨國幹部會如此貪婪和無法無天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他們太容易以權換錢。既然和政府官員拉關係有這麼大的好處,黑社會當然也會來摻參一腳。在權貴主義盛行的社會,犯罪組織受到政治保護是很普遍的。也就是說,犯罪組織勾結政府官員(尤其是執法人員)正是權貴主義的特徵之一。

在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所有制的改變給了地下犯罪組織大好良機。隨著經濟發展,不但黑社會的傳統行業傳統行當如賭博、賣淫和販毒生意興隆,他們也把觸角伸向高利潤且能快速致富的產業,例如房地產、採礦、工程和運輸。但不管幹哪一行,地方官員尤其是執法人員的包庇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國的黑幫老大們要從執法人員找到同夥並不難,因為這些人也都想發財致富、貪污腐敗。本章要分析被媒體高度報導的黑社會受官員包庇的案例,檢視犯罪組織和執法人員的勾結情況。我們要試著了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最黑暗的角落,想知道黨國體制中關鍵的執法機關到底衰敗到什麼程度。我們要進一步證明,權貴資本主義已經把政府機關弄得積重難返,中國政府雖然在外表上強而有力,實則已衰弱不堪。

執法機關的腐敗與黑道滲透

中國執法機關的腐敗已是公開的事實。腐敗的程度只要看有多少警務高層因為貪腐和其他犯行(包括殺人和包庇犯罪組織)被逮捕和判刑就一目了然。根據一份不完全整的資料,光是到2011年11月份就有197個高層執法人員被捕、起訴和判刑 。其中包括1名公安部副部長、1名公安部部長助理、1名公安部的局長、7名省公安廳廳長、9名省公安廳副廳長、99名市和縣公安局局長、76名市和縣公安局副局長。主要城市和省會的公安首長也有多人落馬,例如天津、瀋陽、青島、太原、南昌、福州等等。從判刑長短可以看出他們犯罪的嚴重程度。在已經宣告其刑的案例中,有14人被判死刑,9人被判死緩,10人被判無期徒刑,5人自殺。而在這197名落馬的警界高層中,有39人(占占百分之20)明確涉及黑社會。

執法人員和黑社會勾結不難理解。黑幫老大雖然好用暴力犯罪,但正如生意人想勾結政府官員,黑社會一樣想勾結警察。好處之一是能降低不確定性。生意人若能成功買通政府官員,就確定能拿到政府合同。黑幫老大若能買通警方,就不用擔心賭博和賣淫等勾當會被查抄。另一個好處是減少競爭對手。生意人(尤其是想低價買到國有資產的生意人)買通政府官員就可以在標售過程中先排除對手。同樣的,只要黑幫老大能買通地方治安首長,就可以靠他把其他黑社會趕出自己的地盤。

黑幫老大和政治人物搞好關係還有第3個好處,就是能得到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例如當上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這種地位不但能藉合法掩飾非法,還能建立政治人脈擴展犯罪活動。在樣本的50個案例中,有13個黑幫老大(約4分之1)是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其中4人是人大代表(茂名的李振剛、湘潭的歐建、橫峰的蘭林炎、衡陽的謝文生),5人是政協委員(齊齊哈爾的張執新、福州的陳凱、撫州的熊新興、武宣的廖福東、東安的蔣齊心),2人是政協常委(邵陽的姚志宏、溫嶺的張畏),1人同時兼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瀋陽的劉湧)。這些人不論在生意規模和個人財富上都比其他黑幫高出一截。他們經營房地產、採礦、放高利貸和賣淫,有錢賄賂地方政府官員幫他們當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而這兩種職位又為他們龐大的黑道生意提供額外的政治保險。

黑社會從執法人員的包庇中能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用超低價格拿到土地和探礦權以謀取暴利。但和一般只會行賄的生意人不同,黑社會不只會行賄,還會用恐嚇和暴力。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黑社會在買通官員後,會用暴力和謀殺等方式把競爭對手趕走拿到土地和探礦權。他們拿到這些資產以後還會繼續行賄執法人員,等於是雇用了他們。

然而黑幫老大和生意人有一點很不同。生意人必須買通許多政府單位的官員,因為各單位在審批國有資產和執行法令上有許多重疊交錯的權力。而黑幫老大通常只需要買通一個單位(公安部門)就夠了。除非其犯罪版圖已經擴張到金融、運輸和房地產,否則並不需要買通很多單位。在樣本案例中,只有少數黑幫老大能建立複雜的犯罪帝國,大多數人的犯罪利潤都不大,因為傳統的非法行業當如賭博、賣淫等缺乏規模經濟,遠比不上生意人和政府官員搞的房地產、採礦和建築工程。這個經濟現實迫使黑幫老大只求有效賄賂一些人就好了,行賄金額也比生意人小得多。

但光是小額賄賂就足以讓警察充當黑社會保護傘,因為只有黑社會才需要他們包庇,所以他們手上的權力沒有別的市場需求。生意人不必賄賂警察,因為他們的生意在正常情況下並不需要警察協助,所以警察只能接受單一買家出的價格。但除了這點不同之外,黑社會與警方的勾結和生意人與政府官員的勾結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也都深植在中國社會中。

黑白兩道勾結之所以越來越普遍,顯然是因為黑社會組織自1990代以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1980年代,組織犯罪還不算是一個社會現象。如果在集合所有中文報刊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net)搜尋「黑社會」一詞,它第一次出現是在1990年,此後數量急劇增加(2010年有1000個條目)。學界對這種發展有許多研究,主要是關注中國黑社會和國際人口販賣及販毒的關係。國外學界對中國黑社會的發展和影響則少有研究,更少有學者關注黑白兩道勾結這種1989年後才出現的現象。

黑白兩道勾結的現象不但在地理上分佈廣泛,而且政府打黑一點效果也沒有。樣本顯示中國大多數省份都有這種現象。樣本中的50個案例遍及18個省份。湖南9件最多;遼寧有5件;吉林和廣西有4件;福建、江西、陝西、山西各3件;河南和浙江各2件;貴州、黑龍江、湖北、江蘇、山東、四川和雲南各1件。由於樣本數不足,無法看出哪一省黑白兩道勾結最嚴重,但中國半數以上省份都有這種現象,顯然相當普遍。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如何,都會出現黑白兩道勾結。不管是較發達的沿海省份如廣東、浙江和福建,還是貧窮但天然資源較多的農業省份如陝西、山西、湖南、河南、廣西、雲南和貴州。也不管是國有企業占多數的遼寧、黑龍江和吉林,還是私人企業和外國企業較發達的廣東、江蘇、浙江和福建。

然而,由於黑社會總是會鑽往有利可圖之處,可以看出他們有兩種生存模式。在貧窮但天然資源較多的省份,黑社會比較會去搞礦業。陝西潼關的黑幫老大馮永強就是開金礦的,湖南新化的黑幫老大劉俊勇也開金礦,江西鉛山的祝氏家族也是。錦州黑幫老大董保軍經營鉬礦,遼寧淩源的張秀武強佔了地方的鐵礦。江西橫峰的蘭林炎、湖南禾陽的謝文生和山西高平的宋魁祥都經營煤礦。

相較之下,富裕都會區的黑社會比較喜歡開房產公司、運輸公司、倉儲物流公司或者綜合企業集團,暴力恐嚇讓他們在這些產業中很有競爭力。瀋陽黑幫老大郝萬春(犯罪期間2000-2006)及其好友瀋陽市公安局副局長張建明合開房地產公司。黑龍江齊齊哈爾的張執新兄弟(犯罪期間1993-2003)既經營色情業,也開了許多計程車行。被青島市公安局副局長包庇的聶磊(犯罪期間2000-2010)也多角化經營房產公司、非法賭場和妓院。廣島茂名的黑幫老大李振剛(犯罪期間2001-2010)經營地下賭場和高利貸。另一名瀋陽黑幫老大宋鵬飛(犯罪期間1995-2006)經營倉儲物流業,在浙江、瀋陽、長春、哈爾濱的託運業界舉足輕重。福州黑幫老大陳凱的經營手法最複雜(犯罪期間1991-2003)。他的福建凱旋集團不但有妓院和賭場,還洗錢和販毒。除此之外,他還是擁有好幾家酒店的地產商,以酒店為賭博和賣淫的大本營。長春黑幫老大郝偉成縱橫長春20年(犯罪時間1990-2010),從事暴力討債、房地產、建築工程和暴力拆遷。他在2010年被判刑20年,法院沒收其個人資產達4000萬元人民幣。浙江義烏黑幫老大賈建軍(犯罪期間1993-2001)壟斷了地方託運業,其公司資產近一億。湖南湘潭的歐建(犯罪期間1989-2000)經營賭場、放高利貸和倉儲物流業,媒體報導其非法獲利上億。

*作者裴敏欣為美籍華人,政治學家,專長是中國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及開發中國家的民主化,目前擔任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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