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納加（Srinagar）一直是喀什米爾縱谷（Kashmir valley）的首要城市，現在則是印控查謨－喀什米爾邦的雙首府之一。在這個波斯裔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城市，新德里派駐在此的軍警與文員看起來無疑像是外國人。
斯里納加依河（Jhelum River）傍湖（Dal lake）而建，湖畔有兩座蒙兀爾王廷的花園（Garden Shalimar and Nishat )，兩園依照波斯風格建立，以精準的測量配置了中軸水線與各階泉池，兩旁碧草如茵，巨樹參天，簡潔而通透,並無一般東亞庭園的曲折迂迴。
雖然風格兩異，但這兩座花園卻讓我想起萬里之外的承德避暑山莊。
如果滿洲國祚得以延續至今，東亞大陸就會出現類似印巴分治的局面。滿洲與中國本部接壤的熱河就是今日喀什米爾的翻版，清初諸帝建立避暑山莊當然不只為了圖個涼快，他們大興寺廟宮殿，廣邀蒙古王公與黃教喇嘛，提醒自己不只是漢人的皇帝，也是內亞藏傳佛教的護持者與游牧諸部的共主。
蒙兀兒的君王們從西北起兵，幾乎征服了整個印度。他們忍住了次大陸的酷熱，卻也斷了北歸的可能，征服者的子孫逐漸崩解成大大小小的土君（Raja）最後在1857年一場倉促的反叛中，被遠來的不列顛人把帝國整盤端走，只在喀什米爾及各處留下了美麗的庭園。
達爾湖中畫舫遍布，花園中遊人如織，很容易讓人忘記斯里納加還是個高度戒嚴的反恐前線。就在1周前（8月1日），主張分離主義的虔誠軍（LeT）首領Abu Dujana 在此城被印軍擊殺。新德里不斷暗示喀什米爾的極端教派是恐怖主義的溫床，但其實此地的衝突更多是印巴分治不完全的惡果。歷數4次印巴戰爭,3次都因克什米爾而起，印度長期在此布有重兵，繁瑣的安檢盤查讓村民不堪其擾。
喀什米爾自古就是歐亞遠東的通路，斯里納加郊外就有重要的佛教遺址。山谷中原是多民族雜居及各教並存的，喀什米爾最為知名的婆羅門家族應屬尼赫魯一系。但持續的種族衝突讓許多非穆斯林社群出走。1980到90的10年間，至少有10多萬印度教徒被迫離開喀什米爾,其中不乏許多教士階層（Pandit），這也讓新德里在此實施鐵腕手段找到理由。
平心而論，多年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都有過激的行為，雙方都不乏受害者，但目前國家的巨靈是站在印度教這邊，穆斯林的抗議人士則動輒被冠上恐怖分子與裡通外國的大帽子。
去年（2016）開始當地爆發抗議，軍警開槍鎮壓導致多人死傷。國際訪客銳減，重創這個旅遊為主的城市，而新德里有似乎有意以此懲罰支持喀獨的潛在民心。以反恐為名在邊省進行高壓統治，既是新德里的國安戰略，也與莫迪的盤算不無關係。只要激起占少數的穆斯林（只占全印人口14%）的激烈抵制，莫迪和他的國族主義政黨（BJP）就會得到印度教信眾更強烈的支持，但這種排他性的政治操作，只會讓少數團體越反越恐,印度將難有寧日。
而喀什米爾軍管只是新德里強硬的一面，印度教也適時發揮了「軟實力」。就像殖民時期在台灣的日本官方迷信風水一樣，法力高超的婆羅門搶著把此地高山與湖泊命名，宣稱某塊大石是濕婆神的居所，吸引印度教徒前來朝聖。同時還在地形的制高點蓋起神廟並插上巨型印度國旗，在冰川地區大興土木，打穿越嶺隧道。似乎都在呼應北京開發疆藏的風格。
從斯里納加的郊外北望，就可以看見世界屋脊的西半部。那裡有萬年積雪與冰川，印度河與中亞的重要大川都從此而出。每年融雪，亂石堵住出口就會形成高山堰塞湖。但這些絕美的湖水並不是靜止的，一旦出口決堤，巨湖之水將傾瀉而下，足以淹沒城鎮。近幾年來因為氣候劇變，讓地處高寒的斯里納加飽受洪水之苦。
而喀什米爾人的不滿就像堰塞湖一樣，表面看似平靜，其實暗藏凶險。夏季走在山區大石滾落的冰川上，你會聽到岩石下淙淙流水聲，這些潛流向山下的農地及果園挹注水源，或許也讓堰塞湖承受更大的壓力。看似定靜的地景之下，變化都在醞釀中，只是禍福難料。斯城滿街荷槍實彈的軍警，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西藏的拉薩。但細看之下，兩者又不盡相同。
在斯里納加的市街上，很容易買到10份以上的傾向分離主義的報紙與雜誌，而且基本上都有網站。內容除了宣揚激進的理念外，有趣的細節在於這些雜誌還可得到地方旅遊當局的贊助，並且在最後還會刊登類似升學榮譽榜的照片與名單。對於此地言論市場而言，反新德里是主旋律，但每天的營生似乎更為重要。滿街軍警固然可憎，但至少還有基本的言論自由。
以任何既有的分類來看，喀什米爾的穆斯林都屬少數。不單穆斯林在全印是少數，他們與鄰國巴基斯坦說烏爾都語（Urdu）的教親也並非同源同語。相對於全球絕大多數的遜尼派（Sunni），山谷的穆斯林過半是源自伊朗的什葉派（Shia）。少數在民主體制中不必然該被忽略甚至壓制，但喀什米爾的現況無疑是印度式民主的敗筆。
喀什米爾位於印度河的上游，巴基斯坦若失去對這個區域的控制，將危及全境的水資源。而印度若失去喀什米爾，則首都德里面對北方的入侵者將無任何戰略縱深可言，而中國實際控制的區域雖然居民十分稀少，但是卻和東部的藏南地區掛勾，以印巴中三方都不會放棄實際佔領區。喀什米爾難局的根源在於：製造緊張對有時利於各方操作國內政治，但想要解套卻困難無比。
我曾與當地一位立場鮮明的親獨派作家討論喀什米爾的前景，他既悲觀又期待奇蹟發生，面對人數的懸殊，我問他是否該以甘地的哲學爭取印度的部分人心,他斷然說：「不必，我們的宗教已經夠用了！」。而相對於這樣陳意甚高的知識份子，絕大多數的喀什米爾人必須在艱難的世道中解決溫飽的問題，一位不並常上清真寺的回教徒就說：「對我而言，正當地養活全家人就是Jihad（為主道而戰）！」
而印度知識份子對於喀什米爾的現狀也並非萬馬齊喑，加爾各答有位人類學家PARTHA CHATTERJEE，他著文批評印度軍方在喀什米爾的統治的心態,猶如1919年曾在旁遮普省造成的大屠殺的英軍將領Reginald Dyer。他批評國家若要恐嚇自己的人民才能維持秩序，那現今的印度與英國殖民體制何異之有？
可以想像PARTHA CHATTERJEE必然受到印度「愛國主義者」的圍剿，而他仍然橫眉冷對這些譏評。但即便如此，甚至總理莫迪手上還有上千條種族衝突的冤魂，明眼人還是可以看出中印關鍵之別。對比印中，不該只在高鐵，核彈或GDP總量上糾纏，更應該審視喀什米爾與疆藏的現況，此三地是兩大國言行不一的軟肋，而印度面對困難並解決的可能性高於中國。
喀什米爾人也許會覺得歷史對他們開了個大玩笑，此地文化的源頭是伊朗，理應屬於中亞的文化圈。波斯語曾經是尊貴的宮廷語言，而如今連小孩都無法在課堂學習母語，喀什米爾曾經在印巴分治之際，有機會成為類似孟加拉或不丹的中立國，如今卻被分割成兩區三塊（含中控的阿克賽欽）。自古的通道變成大國相爭的虎口，政治像附身的詛咒一般，讓喀什米爾翻身不得。
但世局如棋，盤盤皆新，過去20年來，從東帝汶，南蘇丹到還在奮鬥的庫德人，總是有新的國家或政治實體從地緣的縫隙中長出來。其實斯里納加既非承德也不是拉薩。當我為斯里納加祈禱時，心中想到是蘇門答臘的亞齊，同樣是久經苦難，卻在國際調停與各方節制中，最後爭取到高度自治的伊斯蘭邦國（Darussalam）。
在Nishat花園門庭有一首寫於1634年的波斯詩句，大意是說：在微風的耳中，她說「我的年歲正青春！（註）」。但願南亞的青春一代，有足夠的智慧，讓喀什米爾走出百年悲情之谷。
註：“dar goosh naseem guft salish Gul zar nishat wa ees-i-dil hah”~1634 در گوش نسیم گفت سالش گلزار نشاط و اس-ی-دل حه“In the ears of a breeze, she said, "My age is fresh and sweet."
＊作者為專欄作家。本文原刊於 1588期《新新聞》。經授權轉載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