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出生的耿彥波，本月年滿六十，眾人關心這位太原市長是否能從正廳級升上副省級，否則只有屆齡退休一途.而作為中國長期的觀察者，我不在意耿是否有新職，我只關心耿彥波何時公開他的信仰，種種跡象看來，他應該早就是個佛教徒。
照中共的黨章，黨員必須堅守無神論，但此條目除了嚴以待維回兩族以外，基本上對內地漢人時相對寬待的，所以只要不挑戰黨的無上權威，私下上教堂進佛堂的黨員還是大有人在，信教的確是個人私事，但六十之後的耿彥波要不要公開自己的信仰，則是中國政治演化中，一個不大不小的分水嶺。
紀錄片《中國市長》讓耿彥波名滿天下，但有些海外的看客不明究裡，以為市政都抓在市長手裡.其實中國當今的體制是黨管大政，書記說了算，而耿彥波在大同與太原從來都不是一把手，若不只看他的大拆大建，耿在官場最特殊的地方在於「鐵打的市長，流水般的書記」，身居二把手，耿的多位上司不是因貪腐下台，就是盡快他調別處，薄熙來案後，令計劃家族應聲倒地，在坍塌成片的山西官場，耿彥波獨對攝影機侃侃而談的底氣究竟何在？
「清官多誤事」在中國素有傳統，因為這些士大夫在意的只是道德名聲.耿是個務實的能吏，而非海瑞之類的「清官」，他說「市長太大，但市長也太小」，「問題在體制」，顯然他對現行的體制的優點和弊害有很深的體會，明知事不可為卻奮力向前，的確有點傳統儒墨兩家的況味.但以耿彥波重修舊城的手筆與自況來看，我認為他對終究虛無有一定的了悟。
耿已經離開了大同五年，但這個城市仍然與他難分難解，從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大同這塊城市轉型的試驗田只耕了一半，而且未來很可能難以為繼.耿的舊城新造，拆屋外遷把大同變成一個內低外高的大臉盆.城市規劃一般的通則是將高密度的CBD(中心商業區)放在中心，以便減少旅次並提高效率.但也有不少歷史名城刻意壓低市中心的高度，以保留舊城原貌，但前提是地鐵系統必須及時到位.大同的舊城改造未成卻已債台高築，未來是否還財政餘裕興建穿城地鐵則大有疑慮。
耿彥波之後的大同，城市真正的驅動力只剩下地產開發，舊城內最後一個大型拆遷項目是代王府遺址，基本上是紫禁城的縮小仿作，姑且不論這樣的新品古蹟是否有必要，因為內城限高限建，所以代王府周邊容積只能成為院落式的豪宅，與古城對公眾開放的理念背道而馳，2018年當我走訪待拆的小區時，看到尚存生氣的基督教會與打麻將的老街坊，發覺大同和中國其他一味強拆建假的城市並無二致。
耿彥波花重金重修舊城佛寺並整頓雲岡周邊環境，得到各方盛讚.但中國古寺的問題不在底蘊不深，而在管理的體制「有廟無神」是常態，但假神仙與政治高僧卻不時可見.在大同市區華嚴寺山門前，有個弘一法師題寫「無上清涼」的橫匾，下面卻掛著堅決打黑的政宣標語，令人十分無語，這些細節仿佛透露出管理者的無意識，他們既希望寺廟帶來觀光收益，但又憂慮人心思變，從此與政權向背。 （相關報導： 瑞典來鴻：從瑞典拆遷看中國「拆遷市長」 ｜ 更多文章 ）
其實連這橫扁也不是法師為此寺親題，大同「新修的古蹟」裡，到處可見隨意從書帖中復刻的名人題字，歷史真實性從來不是大同修寺的首要考慮，觀者姑且當作書法的普及教育無妨，這些細節對局內人早已見怪不怪，卻讓古城貽笑大方。這個體制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衝動，輕易地讓本該莊嚴的事物變得無比俗豔，足以毀掉耿彥波一心營造歷史名城的不是政治任命,而是這個體制最深的徬徨，在頂端宣講教條的人自己不信，卻也不敢讓人真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