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師長告知，汪浩老師於10月4日在風傳媒上刊載一篇關於白先勇老師與我最近出版新書《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時報出版，以下簡稱《悲歡離合》）的文章時，筆者非常高興，因為以汪浩老師對於冷戰史之精深學養，對於《悲歡離合》的主要論旨「蔣、白衝突源自內戰戰略分歧」必能有所指教。
不想待到拜讀汪浩老師大文〈汪浩觀點：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以下簡稱「汪文」）後，卻有些意外：原來仍是討論白崇禧與二二八事件！綜觀汪文徵引史料均出自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裡白崇禧與蔣氏在事件時的往來文電，汪浩老師似乎不知道，白老師與我在2014年時已出版《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以下簡稱《止痛療傷》），汪文中所引電文幾乎全數收於《止痛療傷》書中。
汪文的主要論點有二：一、白崇禧影響了蔣介石對二二八事件的性質認知。原本蔣介石認為這是一起「不幸事件」，是白崇禧讓蔣氏相信，「臺灣人與共匪聯手叛亂」，從而將事件起因及追究範圍波及全體台灣人。二、白崇禧在南京時原本擬定較為開明的台灣省政改革方案，但是他抵達台灣宣慰之後，認為「此次台灣事變，內容並不單純」，所以轉而建議縣市長提前民選，也反對省府官員進用台籍人士。
很遺憾的，這兩個論點全都似是而非，有簡化歷史之嫌。首先，蔣介石自獲悉二二八事件之後，就明確認定事件起因為「奸黨煽惑」，奸黨即為中共。其次，白崇禧抵台宣慰後，確實認為事件「內容並不單純」，但他的實際做法，是致力於化繁為簡，縮小追究波及層面，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根據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蘇聖雄博士的專著，即指出蔣氏在三月初獲報台灣事變時，就認定事件是「奸黨煽惑」引起。蔣固然明白中共在台灣勢力尚弱，他在1947年3月5日決定派兵，原意為防患未然；到了3月9日，蔣以動亂未息，增派整編第二十一師，即改為平亂。蔣認為如不派兵，台灣極可能發生更大的動亂。[1]而上述決策均在白崇禧來台之前即告確定。
汪文所謂「白崇禧告訴蔣：『臺灣事變真相與在京所聞者頗有出入。』」是怎麼回事呢？首先必須回顧白崇禧在南京聽到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情報究竟是什麼。1947年3月9日，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等七個在京滬的台灣人團體，由張邦傑等人率領，向國民政府陳情，由甫從山西趕回的國防部長白崇禧接見，並設宴招待。白部長聽取張等人的陳情，希望中央不要派兵到台灣，只需派一大員到台宣慰即可。可是在次日，當國府文官處和軍務局會辦人員接到白部長轉來的陳情書時，以下內容卻讓他們悚然而驚：[2]
台省在長官公署公務員『怠公』之情形下，已由政治建設協會等民眾團體，自行組織臨時機構，維持治安、交通、公用生產事業，秩序井然，靜待中央公允處理。……
台灣壯丁，受有軍訓在壹佰萬人以上，有高級軍事修養者，約壹萬人；日人埋藏之武器，約敷二、三十萬人之武裝配備；在短時期內，台灣可以成立十師以上之步隊。倘以武力支持陳儀長官一人，則中央至少亦須準備十萬雄師，而曠日持久，在所不免。……
這兩段文字均經收閱者細細圈點，陳情者不啻是在告訴國府：原有政府機構已告癱瘓，民眾團體已經接管政府，並且隨時可以組織十個師以上的軍隊！軍務局幕僚因此一度研判：台灣駐軍嚴重不足的情況，很可能已被臺人窺破，因此張邦傑要中央不派兵前來，實乃「別有用心」。
台籍人士旅京滬團體陳情的原意，一是要求中央不要派兵到台灣（他們不知道3月5日蔣已決定派兵），二是希望能趕走他們認為已是「苟延殘喘」的陳儀。誰知道他們的陳情虛詞恫嚇，反而引發反效果，南京如臨大敵，準備再調動第二個師入臺平亂（預定為青年軍第二○五師）。
1947年3月17日，白崇禧抵台宣慰後，發現實情根本不是如此，台人並非結成一氣，接管政府、組織民軍迎戰國軍（謝雪紅的二七部隊算是例外），所以才說「臺灣事變真相與在京所聞者頗有出入」。[3]他抵台當晚，就拍發電報，阻止蔣繼續調兵來台。[4]
從這個脈絡，去看白崇禧於3月23日致蔣介石的電報所說：「國內台籍各團體、人民代表，僅憑風說，提出種種要求，尚懇鈞座勿輕許諾，以免增加善後困難，至禱。」[5]我們才能更接近事實真相。
那麼白崇禧一改在南京時的開明措施，又是怎麼回事？汪文的結論，認為「白崇禧三月二十四日的電報和四月六日的《宣慰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對事件的定性起了關鍵作用，影響了國民黨政府此後四十年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置。臺灣歷史學界對此報告書的研究不夠。」這裡所謂3月24日的電報是哪一通呢？以電報內容看，應是白崇禧在3月22日於台中呈蔣介石主席電報。[6]在電報中，白氏認為「台人有政治野心者」、「少數共黨份子」、盲從的青年學生、以及若干民意代表，皆涉入事件中。「自有關文件中獲悉，彼輩所謂高度自治，及所提無理要求，則直欲奪取政權已無疑義」，所指應為處委會所提三十二條要求。這通電報呈現了白崇禧抵達台灣的初步實地觀察。換句話說，當時台灣的局面之暗潮洶湧，情形遠比陳儀所說、或是在南京、上海台人團體所形容，都還要嚴重。嚴重之處，不是因為動亂還未平息，而是因他發現各股勢力均牽涉進事件之中，呈現一種外弛內張的脆弱平衡態勢，白不得不修正原先在南京時的想定。
就在白拍發這通電報的當晚，他試圖私下召見林獻堂，林氏應命而來，竟然被陳儀左右所阻。[7]素來精明的白氏，對此草蛇灰線想必極為注意：陳儀政府不但不是他宣慰的助力，反倒是其中一股競逐力量。
從今天的後見之明來看：當時的台灣，有大陸經驗的台籍「半山」集團、光復後獲得陳儀繼續倚重的日本時代「御用紳士」、懷抱左派理想或企圖「託管」的本土派知識分子、試圖取回被日人徵用產業土地的地主、橫行於中國大陸沿海與台灣之間的走私集團、事件初期受害最大的駐台外省籍軍人、心懷怨望的本省籍警察、陳儀的長官公署、國民黨省黨部與三青團、中統與軍統在台人員、由大陸來台身分尚未暴露的中共地下黨員、有意介入其中的美國外交官……，彼此間立場、利害盤根錯節，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構成頭緒紛呈的危險亂局。
白崇禧宣慰期間面臨的複雜局面，正如上述，他人在現場，倘使處置稍有不慎，立成致亂之階。白尤其意識到：他與他所代表的中央，決不可受其中任何一股勢力運用，成為借刀殺人的棋子。
白氏在台期間，致力於縮小波及範圍，避免株連過廣：3月17日抵台立刻發布「國防部宣字第一號」布告，宣示除了「共黨份子」之外，其餘一概不追究；下令不追究參與暴動學生，「不用寫真（照相），不用保證，不論何時父兄率之歸校則可矣。」[8]以國防部長身分，取消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軍法終審權，命令除警備總部外，任何單位不許逮捕人犯，已逮捕人犯及執行情形，均需造冊呈報。[9]
白崇禧宣慰台灣當時，他認為二二八事件乃是「後院起火」，應該盡快平息，以應付日益險峻的國共內戰。完全不是如汪文所稱，要將事態擴大，株連愈廣。
白在晚年受訪時，說自己宣慰台灣的原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10]他獎勵高雄與基隆要塞司令彭孟緝、史宏熹，是因兩人平亂迅速。他在台期間，認為陳儀失政，已確立撤換陳儀及重要軍政負責幹部的心證，但是為了宣慰及查明真相，隱而不發。他回南京後，當即建議撤換陳儀，懲處警總參謀長柯遠芬。[11]
白崇禧在臺時曾公開宣示：「光復後，中央和台灣行政當局，無不選賢與能，盡力扶植台灣人才，進一步希望由台灣同胞，自己來治理台灣的事。」[12]同年4月29日，行政院通過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省府委員十五人當中，本省籍佔七人（丘念台、南志信［台灣首位原住民西醫］、游彌堅、陳啟清、林獻堂、杜聰明、劉兼善），各廳處正副首長二十二人中，本省籍佔十二人。[13]這是汪文所說的「反對省府官員進用台籍人士」嗎？
我們再看事件「首要份子」張晴川的證詞。早在事件初期，3月6日，陳儀呈蔣介石報告，提到「現大台灣主義領導人蔣渭川、王添灯、張晴川等，策動工人與學生不斷作煽惑性宣傳」。[14]張晴川是台北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名列陳儀逮捕名單的前列。
張晴川如何因為白崇禧搭救，而能逃脫陳儀所屬軍警所佈下的羅網，現在已經難以追考。但在1966年12月，白崇禧在台北溘然長逝後，從政界隱遁許久的張晴川，在白上將舉行公祭時，竟撰寫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輓詩：[15]
悼白上將健生先生
胡塵遍地正橫行，遺恨未曾復兩京。
八桂名揚嚴紀律，七鯤星隕失干城。
位膺上將猶勤學，功蓋中原善治兵。
二月年年逢廿八，三臺父老感先生。
一九四九年後，來台的白崇禧已毫無權柄，更成為當局監控的對象（請參閱《悲歡離合》第三冊：台灣歲月），事隔近二十年，張晴川著實沒有對白崇禧敷衍奉承之必要。要是白氏在二二八事件時真如汪文所稱，將究責對象擴大成了全體台灣人，張晴川還會感念白健生上將嗎？
白崇禧和蔣介石一樣，都強調「共黨煽動」是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但是相較於蔣氏以領導人高度，確實相信「奸黨煽惑」是事件起因，白這麼說，是將責任大部推給共黨份子，從而縮小了受影響株連的範圍。綜上所述，汪文認為白崇禧來台宣慰之後，改變了蔣對二二八事件性質的認知，波及幾乎所有臺灣人，筆者實在不能苟同。考察歷史人物的作為應該全面的檢視其言行，而不可過於拘泥於若干表面文字。
＊作者為政治大學歷史系碩士，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班。
[1] 蘇聖雄，《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3年），頁46。
[2] 旅京滬台灣七團體，〈處理臺省228不幸事件芻議〉，《臺灣二二八事件（2）》，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01/005/0002。
[3]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廿六日電」，收於：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台北：時報出版，2014），頁313。
[4]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篠電（二）」，收於：《止痛療傷》，頁284。
[5]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養電」，收於：《止痛療傷》，頁304。
[6] 「白崇禧呈蔣主席三月養電」，收於：《止痛療傷》，頁300-301。電報韻目中，「養」為二十二日，蔣於二十四日閱讀。
[7]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頁95。
[8]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第19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所，2011），頁195。
[9] 〈白崇禧部長寅儉法一代電〉（1947年3月28日），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第1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頁308-309。
[10]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記錄），《白崇禧先生訪問記錄》，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595。
[11] 丘念台，《嶺海微飆》（台北：中華日報社，1981），頁359-360。
[12] 「希望台胞青年／努力學業恪守校規」，《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28日，版4，二欄題。
[13] 白先勇、廖彥博，《止痛療傷》，頁150。
[14] 「陳儀呈蔣中正報告」（1947年3月6日），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件典藏號：A202000000A/0036/2020.40/4450.01/038-1/010。
[15] 白先道（編），《陸軍一級上將白公崇禧榮哀錄》（台北：白公崇禧治喪委員會，1966年），頁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