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專文:許我忘年為氣類─看《我無罪:劉曉波傳》

2017-07-19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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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曉波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撰寫,這也是對自由進行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論文題目是《審美與人的自由》,其中一個核心觀點便是「因審美得自由」。當時美學討論很熱烈,而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學也相當流行;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曉波所選擇的論題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別強調「美」與「自由」之間的關係,顯然由於受到了康德的啟發。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中譯《判斷力批判》)中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的論斷:我們對於純粹的「美」的判斷必須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賦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稱這樣一種精神狀態是「自由的」(free)。換句話說,人只有處在這樣一種「自由」狀態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斷。(他稱此為「自由的美」,free beauty)。這裡毋須追究曉波和康德之間的異同,但曉波論文的主旨是要使我們對於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學的層次,則是十分明顯的。所以,《審美與人的自由》這部專論必須看作是曉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績。但曉波關於自由的最後、同時也是最圓熟的理解,則見於《零八憲章》。《憲章》第二節〈我們的基本理念〉劈頭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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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憲章》當然代表著所有起草人和簽署人的共同理念,並不是曉波一人之見。然而,由於曉波是兩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這一特別提法也同時折射出他個人長期探索自由真諦的終極體悟。

最後,我要指出本書的第三個特色:曉波的精神品格的成長歷程在敍事中逐步呈現了出來。余杰寫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而不是什麼「橫空出世」的「天縱之聖」。因此他並不諱言曉波早年所遭受的種種批評,如廖亦武說他「好鬥」、「霸道」等等。而且余杰也指出:「年輕的劉曉波有著強烈的表現欲望,也知道如何製造話題,吸引人們的眼光。」但是通讀全書,最使我感動的則是曉波的精神境界隨著他的苦難經歷而一層一層地向上攀升。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他從美國趕回天安門廣場是這一精神旅程的始點。從「六二絕食」到說服戒嚴部隊讓幾千學生從廣場撤離,曉波的心態顯然已從早年的激進轉向和平漸進。這當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獄和出獄後的監視、軟禁、傳喚、暴力毆打、「勞動教養」……種種數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來越高。所以二○○九年十二月,他在法庭上最後陳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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