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收到備忘錄了嗎？一旦美帝將你視為他們的「敵人」，就開始倒大楣了。他們會動用所有資源與你戰鬥，之後歷任總統也會採取相同的國家戰略。──范亞倫（Aaron Friedberg）
「擁抱熊貓派」為何提出「中國衰落論」？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是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他的四十年的學術生涯都與中國緊密聯繫，中國已然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一九七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後，作為首批美國留學生前往中國，他先後在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學習漢語，此後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從事博士研究。長期以來，沈大偉被普遍認為是對華温和派，即「擁抱熊貓派」。他的觀點和建議被美國政府所採納，從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形塑。同時，在中國，他也一直被社科院等官方高級智囊機構和一流大學奉為座上賓，並被中國外交學院列為美國「知華派」學者前三名。中美關係良好的時代，他可算是風光無限。
然而，二零一五年，沈大偉突然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拋出「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震動學界。不過，他很快對此作出澄清，指出「崩潰」的說法是編輯所作的修飾，他真實的意思是「衰落」，而且他認為中國的衰落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沈大偉堅稱，他的觀點並非嬗變無常，「不是我的觀點變了，而是中國變了」。如今，中國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達到他學術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沈大偉在其新作《中國的未來》一書中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科技以及知識發展，也涵蓋國家安全、外交和其他領域政策綜合交織的關鍵時刻。經濟方面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點，如何成功跨越？社會方面是極劇加速的貧富差距、人口老化以及公共服務日增的挑戰，還有新疆、西藏、香港與台灣的不滿，如何解決？黨國政治體制本身的貪腐，如何面對進一步現代化所必須達成的政治鬆綁與自由化？他認為，中國的執政者如果不回歸到政治改革路線，針對黨政與社會關係作大幅度的自由化與鬆綁，則經濟的改革與社會的進步，都將裹足不前。而中國的動向無論其結果好壞，將持續是未來幾十年中，造成世界發展不確定性的關鍵因素之一。
沈大偉曾以「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形容中國的狀況，但他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這一比喻不足以形容中國未來道路的複雜性，使用「roundabout」（圓環、環島、交通迴旋處）這一概念或許更貼切——中國如同一輛駛近交通迴旋處、亟需選擇合適出口的汽車。有四個不同出口供中國選擇，中國的未來樣貌將由執政者究竟選擇四條政治路線中的哪一個所決定：新極權主義（Neo-Totalitarianism）、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半民主主義（Semi-Democracy）。前兩個選項是壞的選項，而新極權主義最壞；後兩個選項是較好的選項，而新加坡式的半民主化是最理想的但也是最不可能的。
沈大偉對習近平持極為負面的評價，他對中國看法的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他引用曾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關於「後共產威權主義」的論述來形容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失去了信心，表現出深沉的不安，而且試著要重新確保掌控體制，於是統治只是為了統治而統治，毫不掩飾政府的唯一念頭：維持政權。」也就是說，習近平唯一信仰的就是保有權力，因為一旦喪失權力，他勢必死無全屍。
列寧式黨國的「放收循環」
在本書中，沈大偉重提他在二零零八年的舊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列寧式政黨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必然多次經歷「放收循環」的過程。所謂「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共產黨往往前進一步又後退一步，永遠處於像朝三暮四的猴子那樣的痙攣狀態，將一直持續到其全面瓦解為止。他認為，列寧式的政黨成功完成民主化的是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不過，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就始終處於美國的庇護和監控之下，更像是拉美的那些軍政權，其早期列寧式政黨的特質已殘存無幾。
蘇聯的七十年歷史就是一部「放收循環」的歷史：史達林去世後，經歷了赫魯曉夫的解凍時代；然後，強硬派通過政變將赫魯曉夫趕下台，進入近二十年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滯時代；此後是短暫的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的過渡時期，迎來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維時代，最後是蘇聯的解體。
中國也是如此，沈大偉發現，一般來說，「放」的階段持續數年，緊隨着是幾年的「收」，兩者來回轉換。從七十年代末到一九八九年，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自由的新威權主義」時期；從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是「新極權主義」時期；從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八年，是江澤民的「硬威權主義」時期；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是江朱後期及胡溫前期的「軟威權主義」時期；從二零零九年至今，則是「硬威權主義」時期。沈大偉以二零零八為分界線，比一般學者單單從人事變遷來劃線更加準確。他指出，在二零零八年到零九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提高了黨的緊張情勢，與政治轉向。二零零八年八月西藏拉薩發生了暴動；二零零九年夏天，同樣事件在新疆烏魯木齊重演。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以及籌備北京大閱兵以慶祝十月一日建國六十周年，同時西方卻發生金融危機，使得中共統治階層取而代之的野心急速膨脹。
但是，沈大偉的分期及對不同階段的評價，仍有其盲點所在。比如，他對八十年代及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八年間的「軟威權主義」的評價過於正面。他對鄧小平讚譽有加，稱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摒棄個人崇拜、個人集權，中國經濟才有其後的持續高速增長。他也聲稱較為懷念江澤民後期和胡溫前期的十年，「當時公民社會、學術界、媒體輿論等較為開放，存在黨內民主。政府能釋放力量推進中國温和改革，實現部分轉型」。與之對比，近幾年的中國政府，則在玩火自焚。「鄧小平如果還在世，看到這些應該不會高興。」他將「習近平及共產黨的權力過於集中」列為中國面臨的首要政治挑戰。
沈大偉與中國的若干改革派、開明派知識分子一樣，忽略了共產黨政權的本質比領導人的個性和風格更為重要。實際上，鄧小平不配得到如此讚譽，鄧採取某些跟毛不一樣的統治方式，更加實用主義，但他的目標跟毛一樣——捍衛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模式。所以，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斷然下令屠殺和平示威、追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這不是鄧小平偶然的決策失誤，乃是其壟斷權力的必然邏輯。同樣的道理，江澤民和胡錦濤跟習近平的差異，也是戰術上的，而非戰略上的。中國目前的種種危機，並不是回到以上兩個「軟威權主義」時期就能迎刃而解。
沈大偉的第二盲點是，無論是以二零零八年作為分界線，還是以二零一二年習近平接班作為分界線，最近一次中國的「收」階段已大大超過其總結的「收」的一般規律（兩年左右）。當下中國的政治模式，與其說是「硬威權主義」，不如說是「新極權主義」——以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論，黨的高壓和控制已超過天安門屠殺之後那三年的「新極權主義」；以西方政治學的標準來看，習近平的統治不是威權而是極權，因為習近平對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摧毀已到了文革之後的最高峰。
是「鐵四角」而不是習近平決定了中國未來的路徑選擇
習近平為何拒絕政治改革？沈大偉認為，影響習近平決策的，首先是其個人經歷和思維方式。他指出：「以我對習近平與目前執政當局的瞭解，他們把政治當作一種『零和遊戲』——從他們的觀點看，分享權力與增加體制中的其他公民角色的權力，必定會走向『禪讓』的地步，也就等於他們個人力量與特權的減損。」驅動習近平作出政治決斷的，不是理性，而是恐懼。恐懼讓習近平一錯再錯，最終不可收拾。
而比習近平個人更重要的，是四個強有力的官僚機構的決定性影響。沈大偉指出，這四個機構彼此之間具有強大的厲害關係，支持加大政府控制，而結合成一個堅定聯盟，它們是：黨的宣傳機器、內部安全組織、國有企業部門，以及軍隊和準軍事單位（人民解放軍與武裝警察）。沈大偉稱之為「鐵四角」，它們使得中國走向嚴密的維穩和黨的全面控制。
中國的「鐵四角」權勢集團，與當年蘇聯發動「八一九」政變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極為相似。蘇聯的政變集團又稱「八人集團」，是由八位分別來自蘇聯政府、蘇聯共產黨、蘇聯軍隊、克格勃及國有企業特別是軍工企業的高層組成的強硬派利益團體。他們企圖通過軟禁、罷黜戈巴契夫來終結其改革政策，讓蘇聯回到史達林或勃列日涅夫的黨掌管一切的時代。他們的力量看上去如泰山壓頂，但他們早已脫離民心民情，短短三天時間就一敗塗地，或自殺身亡，或淪為階下囚。他們的失敗提前敲響了蘇聯及蘇聯共產黨的喪鐘。
如今，中國的「鐵四角」權勢集團擁有比當年蘇聯的反動勢力更大的力量。僅以從胡溫後期的「維穩」政策中獲利最大的公安、國安、武警等強力部門而言，它們每年不斷膨脹的專項經費已超過軍費，已然發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刀把子」一度威脅到黨魁的安全，這才有習近平鬥倒周永康的戲碼上演。而習近平並不敢棄絕「刀把子」，一方面不斷清洗舊人、換上自己信任的頭目，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其經費，無異於飲鴆止渴。對於這一變化，我生活在中國的時候就有切身的觀察和體會：在江澤民時代，政治警察的經費捉襟見肘。有一次，一位西方外交官請我和劉曉波到北京國際俱樂部吃飯，跟蹤我們的國保警察坐在餐廳一角，只點了橙汁喝。後來，他們訴苦說，每天報賬都設有上限，如果在這家高級餐廳吃飯，無法向上級報銷。但到了胡溫後期，國保警察變得財大氣粗，在若干「敏感時期」，比如每年的兩會、「六四」、國慶等以及西方大國的政治人物來訪，我都不被允許待在北京家中，在國保警察的陪同下到各風景名勝「被旅遊」，旅途所有交通餐飲費用都由警方買單，警方浩浩蕩蕩的七、八人的團隊更是耗資巨大。可見，既然中國富起來了，中國警察也跟著富起來了，為了打壓異議人士，無所不用其極，根本無需考慮經費問題。
沈大偉認為，未來中國的兩個最有可能的選項是硬權威與軟權威，而新極權與半民主是其他兩個比較不可能的選項。但我認為，習近平個人的因素與「鐵四角」的因素相結合，中國已走在新極權的路上。就習近平個人而言，他看不起小心翼翼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甚至連鄧小平都不放在眼中，他的榜樣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他希望中國社會如毛時代那樣鐵板一塊；就既得利益集團而言，「鐵四角」已然取代黨和政府，成為一頭可以吞噬一切的巨獸，也如同垂簾聽政的無形的太上皇，沒有任何力量和制約和挑戰它，習近平只是這個集團推出的代理人而已。
中美世紀對決，鹿死誰手？
本書最後一章名為《中國的未來與世界》，沈大偉認為，外交政策是維護中國共產黨統治權力的重要手段，也是這個執政當局是否具備合法性的源頭。不管在硬或軟性的威權主義之下，中國的對外關係都會被用來支撐政權。所以，當中國的內政遭遇危機時，外交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
沈大偉不認為中國可以取代美國成為頭號強國、號令天下。首先，他指出，中國企圖成為亞洲共主的努力不可能成功。亞洲各國的相似之處遠遠少於歐洲各國的相似之處——比如，亞洲各國並不像歐洲各國那樣分享共同的基督教文明。印度和日本不會接受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除了文化傳統存在深刻差異之外，更有民主制度與獨裁制度的巨大分野。沈大偉的結論是：「北京試圖建立的是一個二十一世紀版本的帝國朝貢系統，將註定失敗；因為其他的亞洲主權國家，都不希望再與中國維持一種『恩庇侍從』的關係模式。事實上，中國位於亞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反而是個大弱點，有可能導致反平衡和包圍圈的效應。」
其次，沈大偉對那些鼓吹中國可以迅速取代的美國的專家言論及民意調查不以為然。他指出，中國與美國的國防軍事能力還有巨大的落差。中國在文化上的軟實力甚至落後更多；在科學與科技、高等教育，以及不同領域的研發方面也還有待大幅追趕。在追上美國之前，中國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即使其他的中等強權也遠遠超過中國：英國、印度或南韓的軟實力強過中國；日本和德國的創新能力簽過中國；而俄羅斯或北約的整體軍力依舊大於中國。所以，他認為中國只是一個「不完全大國」，那些認為中國已是強權的看法是一個錯覺。
第三，沈大偉承認，美國過去半個世紀的對華政策失敗了。自尼克森以來連續八位總統所奉行的交往戰略，主要以三大假設為核心：第一，隨著中國的經濟自由化，政治也會自由化；第二，隨著中國在全球扮演角色的成長，也必然會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所以，中國理當遵守二戰以後美國與西方創造的全球自由化秩序；美國的戰略是將中國納入全球秩序結構之中，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整合戰略」，以便中國能在自由主義模式之下改變，並融入西方所創造的戰後秩序。第三，中國不會挑戰美國所主導的東亞安全架構與秩序，因此中國將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但是，近年來中國的所作所為顯示，這三個假設都落空了——沈大偉至少確信第一點沒有成為事實，而在第二、第三兩個方面，近年來中國更宛如脫韁野馬般，比當年的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還要冒進。所以，沈大偉預測：「在下一個十年或之後，美中之間的全面競爭，或許將是國際事務上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因素。」
對於美中對峙的危機，沈大偉並未給出解決方案，他只是警告說：「無論多麼困難與焦慮，還是要盡力維繫這一段不能選擇離異的婚姻，因為離婚就等於戰爭。」這個比喻是不恰當的，結論更是錯誤的。它顯示出傳統的「中國通」即便發現中國斷然拒絕民主化和自由化，卻還是難以擺脫的其思維的慣性。他們不願承認中國是「赤納粹」的事實，不願完全放棄對中國善意的期待。他們似乎覺得，自己的研究對象若真的那麼邪惡和黑暗，自己的研究的價值就降低了。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中美已然南轅北轍。過去，美國對中國因誤會而迸發浪漫主義的愛意，但兩國並未進入婚姻狀態。如今，美國看透了中國美顏之前的真面目，斷然終止與中國之間的戀愛關係，這不是離婚，也不會立即導致戰爭。與中國脫鉤是必要的措施，至少可以讓美國和西方自保。這是典範轉移的時刻，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也需要完成蟬蛻般的觀念轉換：如果用沈大偉的比喻，他本人也像是一輛進入環島的汽車，發現原來的方向繼續下去是窮途末路，但他只是稍稍調整一下方向，而不願徹底掉頭回去——他不願多年建立的學術聲望和地位毀於一旦，不願承認過去所犯的根本性錯誤，而只是作出局部的調整。但這種局部的調整於事無補。因為，與此同時，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已改旗易幟，這種改變已成為美國的「新共識」。
＊作者為之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