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仔細檢視過監控資本主義的新穎基本機制、經濟指令、搜刮能力、社會目標。我們的研究結論是，監控資本主義要求並掌控社會學習分化，這項特性使隱形的手不再隱形，隨之而來的權利也失去正當性。監控資本家在社會中運作，同時握有知識與自由，加劇監控資本家與社會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監控資本家已經掌握太多知識，不應享有自由，身為公民、社會及文明一員的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才有可能打破惡性循環。
監控資本主義與民主
六十餘年前漢娜．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探討了這個議題，她從受挫的個體一路追溯到極權意識形態。個人渺小、無關緊要的經驗，加上政治孤立與孤寂，這些感受點燃極權恐懼的火苗。鄂蘭觀察到，這些意識形態彷彿「人事物皆不可靠的世界中最後的支持」。社會理論家狄奧多．阿多諾在他一九六六年〈奧斯威辛之後的教育〉（Education after Auschwitz）這篇動人的文章中指出，德國法西斯主義之所以獲得勝利，是因為太多人覺得追求有效率的生活變成不可承受的負擔。他說：
「讀者必須承認的是，法西斯主義與之引發的恐懼，和舊有權威……的傾頹、倒塌息息相關，人民還沒準備好心理自決。事實證明，他們能力不足以擁有掉在他們腳邊的自由。」
假如我們對爭取自決感到厭煩，然後屈服於大他者的誘惑，就等於無意中把返回故鄉的未來換成經消音、消毒而枯燥乏味的專制前景。以人類未來為代價解決問題的第三現代性就是資本主義及其數位能力的殘酷歪曲，同時也以令人無法接受的方式褻瀆民主。我在此重複托瑪．皮凱提的警告：
「市場經濟在完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具有強大的分化力量，這對民主社會構成潛在威脅，也有可能損及社會正義的基礎價值。」
這正是監控資本主義降下的風暴，這個前所未見的原始資本主義形式成功以甜言軟語使眾人屈服，削減我們對民主前景的承諾。它給了我們不少，但奪走更多。
當我和小孩或年輕聽眾談話時，我常提醒他們，那些「擁有我們的物品」之所以會出現，其實是歷史的偶然，我提醒他們注意在監控資本主義展開心理麻痺戰略活動前，哪些價值與期待其實再尋常不過。我告訴他們：
「如果我們必須隱藏自己的生活，這是不對的，這樣不正常。如果我們午餐時間的聊天話題是比較有哪些軟體可以隱匿我們，保護我們免受令人不喜的入侵持續攻擊，這是不對的。」擋下五個追蹤器、擋下四個追蹤器、擋下五十九個追蹤器，打亂臉部特徵，偽裝語音……
我告訴他們，「搜尋」這個字的意思曾經是一場大膽的存在之旅，而不是以手指輕觸，然後原本就存在的答案就出現在眼前；「友誼」是奧祕的展現，唯有面對面的交心互動才可能締造出來；而「辨識」是我們看到心愛的人的臉龐所閃現的溫暖熟悉感，而不是「臉部辨識」中的辨識。我告訴他們，我們連結、同情的善良本能以及資訊受到要脅，強迫進行嚴苛的對價交易，向我們的生活進行嚴密的脫衣搜身，這是不對的。我們的每個動作、情緒、話語與想望都被分類、操縱、用來祕密驅趕我們踏上為別人謀利的未來式，這是不對的。我告訴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