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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聞》香港20年 鄧小平實驗為何失敗

2017-06-3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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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下午下午4時25分,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正式告別港督府,舉行了降旗儀式。(林瑞慶攝)

1997年6月30日下午下午4時25分,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正式告別港督府,舉行了降旗儀式。(林瑞慶攝)

今年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二十年紀念。六月香港街頭,掛出了不少回歸二十年紀念的布條,上面寫著「同心創前路,掌握新機遇」。官方也請了著名音樂人馬敬恆與馮允謙寫了《香港.我家》這首回歸二十年主題曲,找來李克勤、楊千嬅等歌手演唱。歌詞寫著:
因此知道珍惜我的香港
因此懂去欣賞我的香港
你愛她
我愛她
燃亮著火花
隨年月變化
更顯出功架
讓美麗香港
新添光輝年華
……

全球目光聚焦下著大雨的香港

不過,在香港街頭很少聽到這首歌在播放,YouTube上點播數五萬多,約為雨傘運動主題曲《撐起你的傘》的十分之一。

時間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到七月一日淩晨,全球目光都聚焦在香港,那天香港下著大雨。交接典禮在六月三十日深夜十一時三十分於香港維多利亞港旁的會展中心舉行。將近午夜零時,在《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音樂聲中,英國國旗及藍色香港旗降下。接著零時過後,五星旗與香港特區旗在《義勇軍進行曲》旋律中升起。

在交接典禮前的傍晚,英方由查理斯王子(Prince Charles)代表女王,傍晚於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英方告別儀式。他在儀式上說:「英國人很早就知道,香港人民知道什麼是對自己最好的,我們相信香港人民能如《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那般管治香港。我們也深信,恪守《聯合聲明》是香港持續成功的關鍵。」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前的最後一夜,在中環附近的添馬艦舉行告別香港晚會,由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親自主持。(林瑞慶攝)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歸前的最後一夜,在中環附近的添馬艦舉行告別香港晚會,由查理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親自主持。(林瑞慶攝)

七月一日淩晨的交接儀式後,接著舉行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典禮,典禮上江澤民說:「香港今日的成就,歸根到底是香港同胞創造出來的。香港同胞的開拓進取和艱苦創業精神深受世人欽佩。香港同胞一定會進一步發揚這種可貴的精神,創造香港的美好未來。鄧小平先生說得好:『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一國兩制」發明人鄧小平在七一回歸前四個多月已早一步離世,但遺孀卓琳出席了回歸典禮。

看回歸,香港人挺尷尬

相較於「香港回歸」一詞,香港民主派人士比喜歡「主權移交」這個比較中性的名詞。不論是回歸或移交,二十年後,回首查理斯與江澤民當年的談話,香港人心中五味雜陳。一位香港媒體主管被問到,他們將怎麼做回歸二十年專題時說:「香港人覺得挺尷尬的,不知道怎麼談。」

的確尷尬,「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不到二十年就已開始變調了。現在流行的名詞是「西環治港」、「一.五制」。「西環」指的是位於香港島西環的西港中心,這裡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所在地。香港人都明白,這裡才是香港的政治中心。而「一.五制」,顧名思義,「兩制」已縮水了。

到底什麼是「一國兩制」?它最早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針對台灣統戰時提出來的,「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做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以保留軍隊。」隔年一月,當時實質領導人鄧小平進一步詮釋,葉劍英所說的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基本法》爭議焦點「四十五條」

由於英國與清朝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將在九七年六月底到期,香港問題因此比台灣早提上檯面,而北京就以「一國兩制」做為解決香港問題的模式,並承諾五十年不變。對台灣而言,香港「一國兩制」實驗的成敗,也等於是未來與中國關係的借鏡。
 

你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嗎?
你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嗎?

香港「一國兩制」具體內容是什麼?它真的五十年不變嗎?

香港「一國兩制」的具體規範寫在《中英聯合聲明》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基本法》)。九七年主權移交後,《中英聯合聲明》其實已無太大實際作用,因為英國沒有什麼本錢向中國「說三道四」。因此,香港人要求北京實現「一國兩制」承諾最重要的依據,就只有《基本法》。而在《基本法》一六○條法條中,二十年來爭議的焦點就是第四十五條: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普選,正是香港民主運動近二十年來最核心議題;至於「循序漸進」的過程,則是在《基本法》附件中規定。

「《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裡訂的普選都是中共的權宜之計。他們說的一切不變是指一九八四年到九七年間一切不變,不是九七大變之後不變。」資深媒體人李怡指出。李怡在一九七○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九八年回歸第二年才停刊。之後還持續寫專欄,主持廣播節目。

李怡:台人治台成謝雪紅罪狀

這位八十一歲的資深媒體人記錄了香港半世紀的變化,如今觀察時局依然犀利,也更多一分歷史縱深。李怡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非新招,一九四八年中共就借在香港的謝雪紅之口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結果,五五年反胡風文藝思想的運動中,「台人治台」成了謝雪紅的罪狀。「台人治台、港人治港就是獨立。在極權制度下,只要把權力分出來就是獨立。」李怡指出。
 

81歲的資深媒體人李怡認為「一國兩制」只是權宜之計。(郭宏治攝)
81歲的資深媒體人李怡認為「一國兩制」只是權宜之計。(郭宏治攝)

香港著名政治評論家、曾被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延攬入政府工作的劉細良,進一步分析「一國兩制」這個權宜之計,「它不是個長遠打算,只是個過度安排。這是鄧小平實用哲學的體現。」他指出,一九四九年之後,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藏問題就是西南局處理的,「他處理西藏的經驗,影響了他對香港問題的態度。西藏是權宜之計,香港也是,『權宜』就是在buy time(換取時間)。」劉細良強調,權宜本來就是隨時會變的。

到底這二十年來,「一國兩制」出現了什麼變化?

變化又是如何產生的?在香港已經住了三十年的台商王茂林,他對二十年來香港變化的個人體驗,恰好點出了「一國兩制」會變的客觀原因。擔任過兩任港澳台灣同鄉會會長的王茂林說:「九七剛回歸時,我回台灣時很多人問我有什麼變化,我說一下子看不出來,那是潛移默化。我當時只想到香港一定會有變化,但沒想像到的是:中國變化那麼大。」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像是用靜態階段論描述不斷動態變化的中港關係,在二十年的動態過程中,雙方都在變,尤其中方經濟與國力大幅提升,中港關係也必然跟著變。很多人也像王茂林般,沒料到這個改變一國兩制的主要動力。

變化較明顯出現,最早是在主權移交才五年的二○○三年。在此之前,北京基本上尊重特首董建華,不直接對香港內政下指令,但○二年底開始醞釀的「二十三條立法」,卻改變了北京對香港的態度。

回歸才五年,一國兩制開始變

依《基本法》二十三條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等行為,並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港進行政治活動、與當地政治組織聯繫。當特區政府在北京壓力下準備進行立法時,引發港人不安,擔心過去享有的法治、自由將失去。當時港府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形容,立法有如「一把刀已架在頭上」。○三年七月一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七一回歸紀念活動結束後才離開;下午,就有五十萬港人上街頭抗議二十三條立法。

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

五十萬人上街讓北京對董建華的信任感大打折扣,後來港府雖停止了立法工作,但北京和中聯辦對特區的干涉卻逐步加強。
「二○○三年七月一日是中共調整政策最重要的關鍵,現在是○三年的結果:中國因素對香港的作用從那時候開始。從此它把大量資源投放在民建聯、工聯會,中聯辦編制不斷擴大。」劉細良指出。

中聯辦編制有多大?它並沒有公布,有人估計五百多人,有人估計八百。可以確知的是,為了因應擴大編制,近年不斷買樓當員工宿舍,最受注目的一筆是二○一四年底花了港幣四.五億元買下李兆基家族所有的一幢新樓。據《明報》估計,從一四年到今年初,中聯辦已花了逾港幣七億元買樓。

而另一項具體改變,是有關特首與立法會選舉辦法的規定。人大常委會在○四年三月主動解釋《基本法》,修改了附件一與附件二有關特首與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的規定。原附件一規定是「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人大常委會加上兩個步驟:特首需先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再由人大常委會確定是否要修改。

一四年引爆占領中環運動的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議,就是在○四年新增加的第二步驟,就直接決定了香港一七年特首選舉辦法,而非只確定要不要修改,再交由港府決定制訂具體方法,因而被批評違憲、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是中國全國人大訂立的,修法權也掌握在它手上,而解釋權亦在人大常委會。因此北京就藉著人大這個橡皮圖章,一步步緊縮香港的自治權。這個橡皮圖章對香港人而言,卻像個緊箍咒。

二○○八,中港關係最高潮

不過,○五年董建華因健康理由下台,接任特首的曾蔭權在香港政壇名望較高,也管過地方,擺得平建制派內部的矛盾,還算有辦法讓議員在立法會支持特區政府的政策,不用特別要求中聯辦出手。因此,在他執政前期,中聯辦干預並沒有特別高調,中港之間享受了一段和諧關係。

這時,中國經濟快速起飛,而胡錦濤時代對中國社會管控相對寬鬆,曾蔭權政府也在○七年有模有樣地提出了政治改革路徑圖《政制發展綠皮書》,讓民眾對特首直選充滿期待。○八年北京奧運成了中港關係的高潮,依香港大學民調研究計畫做的調查,當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以及「以做為中國公民為榮」的比例,都是香港回歸之後新高。當年五月汶川地震發生,香港民間與官方共捐了逾港幣二百億元,全球最高。

不過,○八年的高潮出現之際,反高潮也隨之而來,○八年金融危機是最大轉變。

97後有因為成為中國公民而自豪嗎?
97後有因為成為中國公民而自豪嗎?

金融海嘯發生後,中國推出幾項政策支持香港經濟,包括:推動內地與香港加強金融合作,如允許內地企業與金融機構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並且與香港金管局簽訂貨幣互換協議;加快與中港間基礎建設,促進粵港經濟合作,增加內地居民赴港旅遊等。

「金融海嘯後,中共對香港部署的轉變,就是中國經濟發展邏輯的結論。列寧不是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立法會資深議員、「長毛」梁國雄,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港關係的轉變。他說,中共從窮光蛋到現在很有錢這個轉變,才能看出香港的變化,「二○○八年後,不要跟我說誰是老大,我財力上就是老大、翹尾巴了。」

有錢是老大,但香港一般民眾對中國的感受卻愈來愈差。內地旅客占領香港,中資入侵,廣深港高鐵、廣珠粵大橋與港深機場高鐵等跨境工程,都被中國列入十二五計畫。也許北京用意是要香港藉增加公共投資,走出金融海嘯困境,但香港人覺得這些要香港分攤大筆經費的建設,既沒問過港人意見,而且還加速香港經濟向內地依附。

「第二治港梯隊」登場

北京輕忽了港人、尤其年輕人的不滿,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也下降了。前立法會主席、民建聯的元老曾鈺成說:「○八年金融危機之後認同度住下掉,一是全球年輕人普遍對建制不滿,二是來自大陸的負面訊息比較多,像劉曉波、趙連海、李旺陽。香港過去十年社會矛盾爆了出來。」趙連海為支持毒奶粉受害者被捕,工運領袖李旺陽出獄後懷疑在醫院中「被自殺」。

曾鈺成是建制派中深具個人特性與魄力的政治領袖精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還記得,二十多年前曾鈺成與民主派領袖李柱銘在議會的精彩辯論。敢言的曾鈺成說:「你問香港年輕人是不是中國人?他們馬上想到的是在街上遇到那些講普通話、拖了一個箱子、高談闊論,和我們很不一樣的人。你問他們是不是中國人,他們當然說不是。」

「翹尾巴」的中共政權也開始對香港進行更多干預。「『第二治港梯隊』是共產黨○五年提出來,但它當時還沒有肌肉,○八年後開始有力運作。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的反抗也是必然的。」長毛指出。

聰明老共二十年學會現代政治武功

○八年,中聯辦研究部主任曹二寶發表文章指出:「『一國兩制』條件下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也是香港一支重要管治力量,是『一國』原則在香港管治力量上的重要體現。」並稱這支管治力量「合法、公開運作,是我國單一制政體下正確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現實需要」。這段話等於公開為中聯辦做為「第二治港梯隊」辯護。

中聯辦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一九四七年就成立,是北京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另一個身分則是中共港澳工委。劉細良形容,早期的新華社就是在「白區」工作的中共組織,必須低調;二○○八年後政府名望下降,中聯辦愈見高調,○九年由副主任扶正的彭清華經常公開談香港問題。中聯辦也介入建制派選舉,培養直接聽命於他們的關鍵少數。

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楊岳橋的政治顧問曾國豐,曾經參與區議會選舉,他提到自己在地方上面對中聯辦勢力的經驗說:「我曾幫地方上建制派的朋友解決問題,他們社團每年邀我去參加中元晚會,後來中聯辦就向朋友的上級單位興師問罪,也不敢再邀我了。」楊岳橋則說:「他們的官威比地區官員還高,許多活動中聯辦官員坐中央,一開始,大家沒太在意,後來變成習慣了。他們的資源無限,而且也不需要像政府單位一樣公開。」

「共產黨很聰明,二十年學會現代政治那套武功,他們把選舉動員融入共產黨深入群眾那套。」楊岳橋指出,以前同鄉會都是國民黨的,現在都是共產黨的。近年來許多大型民主抗爭中,都可以看到同鄉會登廣告或上街反制。

不只建制派,連泛民派也開始與中聯辦協商香港事務。一○年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與資深成員張文光等人,以及終極普選聯盟代表,分別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商討政改方案。此舉等於承認中聯辦介入香港政務的合法性。

西環契仔、契女得勢

一三年七月,上任半年多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拜會立法會並宴請議員,這是九七之後,中聯辦主任首次拜訪立法會,立法會七十名議員中,有約六十人報名參加午宴。

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中聯辦高調支持建制派幾位議員參選,包括兩位新人何君堯與容海恩。兩人都當選,他們被稱為「西環契仔、契女」(西環的乾兒子、乾女兒);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開票當晚就去中聯辦「謝票」。

香港蘭桂坊
香港蘭桂坊

原本只做為聯繫單位的中聯辦,如今卻成了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實權單位。最近「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還說,中聯辦是「協助特區政府依法治港」。

長期關注香港政情的馬嶽說,中聯辦「干預已習慣,官僚就是這樣」,他分析道,很多利益系統若想影響大陸或香港政府的決定,會直接找中聯辦、找中資,因為比較有效。「他們不會覺得需要透過香港的官員去談,對資本家而言,大陸的人脈還是比香港重要。」

他認為這個趨勢還會持續發展,新任特首林鄭月娥能量不夠,選舉中沒有辦法爭取到很多本地資本家支持,最後還是要靠中聯辦。「從曾蔭權後期開始,當建制派議員不能擺平,就要中聯辦出手。養成習慣後,大家就不聽你的,有不滿就直接去跟上面講,你也不知道他們在背後打你什麼小報告。這是一國兩制最難的地方。」

五月下旬,中國人大委員長兼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表了近八千字講話,雖然一方面行禮如儀地重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但重點在於以下這段重話:

在「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關係,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近年來,香港社會有些人鼓吹香港有所謂「固有權力」、「自主權力」,甚至宣揚什麼「本土自決」、「香港獨立」,其要害是不承認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這一事實,否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其實質是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把香港從國家中分裂出去。對此,我們絕對不能視若無睹。

不准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

當中國政府一方面否定香港的「自主權力」,不允許以「高度自治」對抗中央的管治權,用人大常委會釋法、決議來否定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另一方面,讓中聯辦這個原本不在《基本法》架構下的「第二治港梯隊」,成為香港政治的實際決定者,「一國兩制」其實已大幅變調了。隨年月變化,中港還能「同心創前」嗎?美麗香港真的還能添光輝年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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