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經濟給人希望，努力工作會有回報，教育是人們向上發展的工具，貢獻最多的人獲得最大的報酬，經濟成長創造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在他們工作期間獲得改善，我們的子女享受比我們小時候更好的生活環境與條件，而遊戲規則基本上是公平的。
但是，現在所有這些視為當然的事都不再實現，對經濟體制的信心快速下降，經濟明顯的專斷與不公平，已經破壞大眾對其基本原則的信心，到處充斥不滿。對許多人而言，經濟與政治體制似乎遭到非法操縱，牌桌上的牌對那些居於高位的擺明了有利。
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不再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而在於對現代社會成長與穩定所需的信任持續不變的掏空。當大多數人不再相信他們與他們的子女擁有公平的成功機會時，自主性合作的社會仰賴的沉默社會契約開始鬆散解體。取而代之的是或大或小的顛覆破壞——小偷、作弊、詐欺、回扣、貪汙。經濟資源逐漸從生產變成尋求包庇。
我們有能力改變所有這一切，重建一個為多數人運作的經濟，而不是為少數人運作。與馬克思相反的，資本主義不必然導致經濟的不安全感，與貧富不均的擴大。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不是刻寫在石頭上的，這些規則是由人類撰寫與執行。不過要判斷必須改變什麼，以及達成什麼，我們必須先了解已經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
過去二十五年來，我已經撰寫書籍與講授，為什麼在美國之類的先進國家一般的勞工無法取得進展，而且經濟壓力與日俱增的原因；簡單說，全球化與科技的改變已經使我們大多數人的競爭力下降，我們過去所做的工作現在能便宜地由外國較低工資的勞工或電腦驅動的機器所取代。
我絕對不是唯一建議這麼做的人。我的解決方案是：一個積極行動的政府，提高對富人課稅，將這些收入投資在絕佳的學校與讓人們往前邁進所需的工具，並且重新分配這些資金給需要的人。這些建議遭到那些相信政府愈小、租稅與重分配受到節制，則經濟運作愈佳的人士大力反對。
雖然，我所提供的解釋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仍然相關，我開始相信上述解釋沒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企業與金融業菁英的政治力量與日俱增地集中，已經影響到經濟運作的規則。同時我所提出的政府解決方案，雖然我認為仍然很管用，但有點離題，因為這些解決方案，在制定經濟遊戲規則的政府更基本的角色上，考慮不周。更糟的是，持續不斷關於「自由市場」的優點、相對積極行動政府孰者為優的辯論，從以下幾個關鍵主題移轉了注意力：市場的組織是如何從半個世紀以前變成現在的不同組織？為什麼目前的組織無法提供當年普遍而廣泛分享的繁榮？市場的基本規則應該是什麼？
我已經想到，從這些議題移轉注意力絕非偶然。「自由市場」——大公司的高階主管與其無所不在的律師、遊說人士、華爾街人士與他們的政治走狗，以及數不清的千萬富翁與億萬富翁——多年來積極為他們自己的好處重新建構市場組織，並且寧可不要檢視這些議題。
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這種錯誤觀念（那些讓我們從現實中移轉注意力的迷思），我們能使資本主義為我們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運作。歷史提供我們一些方向與一些安慰（特別在美國），因為歷史週期性地重新採納政治經濟的規則，以創造一個更有包容性的社會，同時限制位於頂端少數富人的政治權力。在1830年代，傑克遜擁護者將目標鎖定精英分子的特權，使市場體系能提供一般民眾更好的服務。到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進步主義者制定反托拉斯法以拆散巨大的托拉斯，創造獨立的委員會來管理獨占企業，並禁止企業對政府的捐獻。在1930年代，新政擁護者限制大公司與華爾街的政治權力，並擴大工會、小企業、小投資人制衡權力。
這項挑戰不但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這兩個領域是不能分開的。的確，這本書內容所屬的領域在過去稱為「政治經濟學」——研究一個社會的法律與政治機構與一套道德理念產生連結，其中公平的所得與財富分配是主要的議題。在二次大戰後，在凱因斯經濟學的強大影響下，焦點從這些議題移轉到朝向政府租稅與移轉做為穩定景氣循環與幫助窮人的工具。數十年的時間裡這個公式一直行得通。快速的經濟成長產生了普遍的繁榮，進而創造了一批批中產階級的興起。制衡力量達成了使命。當時我們不須注意政治經濟的組織，或是擔心最高層級過度的經濟與政治力量。現在，我們卻很擔心。
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本書是回頭注意與探詢一種較為早期的傳統及更長期以來人們關切的問題。這本書的樂觀之處正是見諸於那段歷史。一次又一次的我們將資本主義從漫無節制的狀態拯救了出來，我很有信心我們會再一次成功地拯救資本主義。
＊作者為美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曾出版《國家的工作》。2008年，《時代周刊》將其評為本世紀最成功十大內閣成員之一，《華爾街時報》將其評為美國十大商業思想家之一；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