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與公共知識份子傅利曼-《自由的選擇》選摘(1)

2016-12-15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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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大師傅利曼(取自網路)

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大師傅利曼(取自網路)

海耶克在一九六二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往西德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時,傅利曼發表的一個談話中提到,「海耶克這個人,最有意思的一點是……他成功跨越了兩個世界。今天在這裡齊聚一堂的人,都是受到海耶克影響或對海耶克有興趣的人,有些人是因為他在科學方面的著作,有些人則是因為他對一般大眾推廣理念的重要影響力。」這個說法大致上適用在傅利曼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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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利曼成熟的職業生涯期間,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楚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從一九四六到七六年,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經濟學教授。在這段時期的前二十年,他主要是做學研究的經濟學家。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由於他成為高華德的首席經濟顧問,而逐漸被學術圈外的一般大眾認識。在那之後不久,他在《新聞周刊》有一個固定專欄,這是他累積公眾知名度與影響力的重要來源。

傅利曼過世後,克魯曼在一個評論中讚揚他:

他在理念宣傳與普及方面的成就,部分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當之無愧、學問淵博的經濟理論學家,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作為專業的經濟學家時,他的著作非常嚴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時,他的政策宣言邏輯就比較鬆散,有時候還是有問題的。雖然傅利曼的學術著作普遍受到專業經濟學家推崇,但他的政策宣言,特別是他的通俗化說法,則引起比較矛盾的感受。

傑出的經濟思想史學家華倫‧薩繆爾(Warren Samuels)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傅利曼的專業著作與政策宣導非常不同。薩繆爾在評論傅利曼夫婦回憶錄時寫道,「傅利曼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經濟理論家。但是,他在政治上對經濟事務的思考,就沒有那麼嚴謹……這本回憶錄呈現兩個非常不一樣的傅利曼:嚴謹的經濟科學家傅利曼,以及激進分子與不大嚴謹、有點意識形態傾向的『自由市場』、『有限政府』與『自由企業』大祭司傅利曼。」

挪威經濟學家艾格納‧山默(Agnar Sandmo)贊同這個觀點,「把傅利曼的學術研究人員與某個意識形態發言人的身分區分清楚,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山默接著說,在傅利曼的專業領域,例如貨幣理論,「他的政策建議背後的實證基礎,就堅強很多。和其他更普遍流傳的政策領域比起來,他的貨幣理論有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支撐。」

傅利曼在自己回憶錄序文結束時提到,「我的主業一直是專業經濟學……副業一直是公共政策。」他寫道,「一般大眾最知道的是我對公共政策的參與,以及羅絲和我有關公共政策與政治哲學的文章。但這些一直都是我的副業,不是主業……公共政策一直是我的兼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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