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深秋的山東泰山，在小雨中，她慢跑著，一個人，準備跑100公里，被限制出境的她，不能與樂施會隊友赴香港「毅行」，她一個人，在冷洌的空氣中，響應。去（2014）年此時，她也沒能赴香港，她被關押審訊了128天，日以繼夜。
她，不是維權律師，不是民運人士，她是中國公益NGO圈中的「釦子姐姐」─寇延丁。2014年下半年，她在香港碰到了陳建民（占中三子之一），在台灣參加行動者培訓，碰上了導師簡錫（民進黨元老），而且還之外碰到了在台任教的王丹（民運人士），一連串的「巧合」讓她的人生進入了她形容為「魔幻寫實」的慘痛境遇。
2016年，她在台北出版了《敵人是怎樣煉成的？沒有權利沈默的中國人》（時報出版），完整紀錄中共當局逮捕異議人士後的審問細節。她說，還要回到中國去。她對中國的愛，好痛。
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你沒有關係？
「這種問題，都是要問的。」饒是三個代表，都無法迴避：怎麼才能證明六四跟他們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在故鄉小城，二十四歲，是小機關裡的小職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即將成為母親，一個看似與天安門廣場無關、一個與廣場母親無關的母親。我不知道廣場上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我將終此一生面對這個問題：這一天跟我、跟我的孩子、跟我孩子的孩子、跟中國人的未來有什麼關係？
那一天，薛野在北京，十九歲，這個兩年前的貴州高考狀元是北大學生，在廣場上。
那一天，梁曉燕在北京，三十二歲，北外老師。她不在廣場，是槍響後趕去的：「我的學生還在那裡，我要把他們帶下來。」她自己的學生都活著帶出來了，但目睹了別的學生的死亡，以及更多的死亡。
那一天的我們全然陌生，不知道彼此的人生將在十幾年後交匯，更不知道二十幾年後會有一個這樣的營會，我會成為媒婆、薛野是成員、梁曉燕則是過客……
那一天，滕彪在故鄉小城，吉林樺甸，是十六歲的高中生，兩年後考入北大。二○一四年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集會上說：「如果我早出生兩年，那被坦克碾死的，很可能是我；而那流乾了眼淚的、被禁止說出真相的、被禁止悼念的，就是我的母親。六四死難者是替我而死的，是替我們每一個倖存者而死的。也就是說，我們的生命裡包含了他們的死亡，如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無法真正理解自身和我們所處的中國……」
那一天，在香港，周永康尚未出生。他一九九○年出生，與我兒子同齡。當高中歷史老師講到六四的時候放了一個讓教室裡灑滿淚水的短片：「六四可以說是我們這代人第一次接觸公共領域的門檻，我們絕大部分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關心，都是從六四開始的」。二十四歲時他競選成為「學聯」祕書長。(必須插播一條名詞解釋：學聯全稱「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旨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八十年代一直積極組織香港學生參訪大陸，是親中國親北京力量，六四後與中國政府決裂。) （相關報導： 支持六四學運 新華社香港分社前社長許家屯百歲逝世 ｜ 更多文章 ）
那一天，在香港，黃之鋒尚未出生。他一九九六年出生，十六歲時發起成立香港第一個中學生社運團體「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運動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抗議國民教育科加入中學必修科目。如果不這樣做，遠在香港的周永康和黃之鋒們，就會像我的兒子一樣，無法在課堂上獲知歷史、獲知六四，以及更多歷史與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