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國總統雷根對傅利曼的高度推崇，以及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對海耶克的高度推崇，這兩位傅利曼與海耶克的助手又在英語世界占據權力的最高位置，因此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這兩位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在全世界的知識圈與政治界達到聲望的巔峰。一九八○年代末期與九○年代初期，隨著東歐與蘇聯情勢發生變化，更顯示海耶克似乎是個先知。
這兩人，傅利曼更受歡迎，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在一九六○與七○年代初期。在這段期間，海耶克似乎是一個被遺忘的人物。他非常受歡迎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是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傅利曼則在一九六○年代成為媒體追逐的超級明星。他簡直無所不在，尤其是在美國，但幾乎全世界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然後到了一九七四年，海耶克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成為第一位來自古典自由主義/自由人主義觀點，被選上的經濟學家。這個獎讓他得到再生。在柴契爾夫人於一九七九年成為英國首相之後，他又再度崛起。
傅利曼比海耶克更專注在美國，不過，海耶克終其一生都認為，美國是世界文明的領袖。基本上，海耶克在一九六二年從芝加哥回到西德，直到他一九九二年過世為止，在他人生的最後三十年，他比較是個歐洲人，而不算是個美國人物。在共產主義垮台前幾年，東歐國家已能讀到傅利曼與海耶克的書。亞洲讀傅利曼的人比較多，尤其是香港。
今天大家可能很難記得，蘇聯在解體以前其實有很強的經濟實力，這個看法在當時有多麼普遍。薩繆爾森在一九七三年版本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預測，雖然當時蘇聯的國民平均所得是美國的一半，但一九九○年就會趕上。但阿諾德‧貝契曼（Arnold Beichman）從《經濟學》中，收集了很多薩繆爾森錯誤理解世界總體經濟的例子。貝契曼指出，在一九七六年的版本，這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薩繆爾森說，「把東歐大部分的人想像成活在悲慘生活中，是個普遍的錯誤認知。」四年後的新版本，他只移除「普遍」這兩個字。
在一九八五年的《經濟學》版本，貝契曼則指出「這整段文字已經不見了……取代的一個句子是，提問蘇聯的政治打壓是否『值得這些經濟收益』。這個非問題的問題，薩繆爾森……認為是『人類社會最深奧的難題之一』。」在蘇聯的經濟災難若隱若現時，薩繆爾森在一九八五年教科書中提出這一段文字，「強調缺點就是搞錯了方向，每一個經濟體都有矛盾之處……重要的是結果，而且毫無疑問，蘇聯的計畫制度是經濟成長的強大動力。」或許是真的，但薩繆爾森的肯定，完全放錯位置。
一九八九年的《經濟學》版本，當時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陸續垮台，東歐也在進行一場兩年後會延燒到蘇聯的火熱革命中，薩繆爾森以為「和很多懷疑論者相信的事剛好相反」，「蘇聯經濟證明……社會主義指揮的經濟體可以運作，甚至可以非常繁榮。」懷疑論者，還真敢說！這些瘋子還包括米塞斯和海耶克耶！ （相關報導： 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敵人是怎樣煉成的》選摘（1） ｜ 更多文章 ）
錯誤解讀蘇聯經濟體的人，不只薩繆爾森一個。保守主義歷史學家李‧艾德華斯（Lee Edwards）提到小阿瑟‧斯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一九八二年去過莫斯科之後他說，在商店發現更多東西，市場有更多食物，街上有更多汽車，『不知道什麼原因，除了魚子醬，幾乎所有東西都更多了』。斯萊辛格說，雷根執政的美國『認為蘇聯處於經濟與社會崩潰邊緣，只要發生一件小小的事就會崩潰……真是在說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