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與當代自由人主義-《自由的選擇》選摘(3)

2016-12-17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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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雷根(右2)對傅利曼(右1) 高度推崇。(取自網路)

美國總統雷根(右2)對傅利曼(右1) 高度推崇。(取自網路)

由於美國總統雷根對傅利曼的高度推崇,以及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對海耶克的高度推崇,這兩位傅利曼與海耶克的助手又在英語世界占據權力的最高位置,因此從一九八○年代開始,這兩位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在全世界的知識圈與政治界達到聲望的巔峰。一九八○年代末期與九○年代初期,隨著東歐與蘇聯情勢發生變化,更顯示海耶克似乎是個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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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前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Chris Collins@Wikipedia / CC BY-SA 3.0)
由於美國總統雷根對傅利曼的高度推崇,以及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對海耶克的高度推崇,這兩位傅利曼與海耶克的助手又在英語世界占據權力的最高位置。(資料照,Chris Collins@Wikipedia / CC BY-SA 3.0)

這兩人,傅利曼更受歡迎,知名度更高,尤其是在一九六○與七○年代初期。在這段期間,海耶克似乎是一個被遺忘的人物。他非常受歡迎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是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傅利曼則在一九六○年代成為媒體追逐的超級明星。他簡直無所不在,尤其是在美國,但幾乎全世界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然後到了一九七四年,海耶克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成為第一位來自古典自由主義/自由人主義觀點,被選上的經濟學家。這個獎讓他得到再生。在柴契爾夫人於一九七九年成為英國首相之後,他又再度崛起。

傅利曼比海耶克更專注在美國,不過,海耶克終其一生都認為,美國是世界文明的領袖。基本上,海耶克在一九六二年從芝加哥回到西德,直到他一九九二年過世為止,在他人生的最後三十年,他比較是個歐洲人,而不算是個美國人物。在共產主義垮台前幾年,東歐國家已能讀到傅利曼與海耶克的書。亞洲讀傅利曼的人比較多,尤其是香港。

今天大家可能很難記得,蘇聯在解體以前其實有很強的經濟實力,這個看法在當時有多麼普遍。薩繆爾森在一九七三年版本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預測,雖然當時蘇聯的國民平均所得是美國的一半,但一九九○年就會趕上。但阿諾德‧貝契曼(Arnold Beichman)從《經濟學》中,收集了很多薩繆爾森錯誤理解世界總體經濟的例子。貝契曼指出,在一九七六年的版本,這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一,薩繆爾森說,「把東歐大部分的人想像成活在悲慘生活中,是個普遍的錯誤認知。」四年後的新版本,他只移除「普遍」這兩個字。

在一九八五年的《經濟學》版本,貝契曼則指出「這整段文字已經不見了……取代的一個句子是,提問蘇聯的政治打壓是否『值得這些經濟收益』。這個非問題的問題,薩繆爾森……認為是『人類社會最深奧的難題之一』。」在蘇聯的經濟災難若隱若現時,薩繆爾森在一九八五年教科書中提出這一段文字,「強調缺點就是搞錯了方向,每一個經濟體都有矛盾之處……重要的是結果,而且毫無疑問,蘇聯的計畫制度是經濟成長的強大動力。」或許是真的,但薩繆爾森的肯定,完全放錯位置。

一九八九年的《經濟學》版本,當時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陸續垮台,東歐也在進行一場兩年後會延燒到蘇聯的火熱革命中,薩繆爾森以為「和很多懷疑論者相信的事剛好相反」,「蘇聯經濟證明……社會主義指揮的經濟體可以運作,甚至可以非常繁榮。」懷疑論者,還真敢說!這些瘋子還包括米塞斯和海耶克耶!

錯誤解讀蘇聯經濟體的人,不只薩繆爾森一個。保守主義歷史學家李‧艾德華斯(Lee Edwards)提到小阿瑟‧斯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一九八二年去過莫斯科之後他說,在商店發現更多東西,市場有更多食物,街上有更多汽車,『不知道什麼原因,除了魚子醬,幾乎所有東西都更多了』。斯萊辛格說,雷根執政的美國『認為蘇聯處於經濟與社會崩潰邊緣,只要發生一件小小的事就會崩潰……真是在說笑。』」

加爾布雷思在一九七三年去了一趟中國之後以為,「中國正在設計一套高度有效的經濟制度,這是沒有太大疑問的事。」[1]當時中國正從幾乎摧毀社會與經濟的文化大革命中站起來。加爾布雷思在一九八四年到蘇聯兩個月。就在蘇聯快速衰敗不久之前的兩個月,他的看法是,「由於蘇聯制度的機能還不夠完善,有些美國人因此認為蘇聯正深陷危險的崩潰危機中。但針對這一點,我是強烈懷疑的;我認為這不是稱職觀察家的見解。」就像薩繆爾森的肯定,加爾布雷斯所謂的「稱職觀察家」,是完全錯誤。一九八九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稱讚蘇聯的經濟是「了不起的表現」,並說「它今天的經濟成就足以與美國相提並論。」

耶魯的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知名著作《霸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書中提及,「從史達林統治的最後這幾年以來,蘇聯以及整個蘇維埃主導的地區所達成的經濟進展,實在非常了不起。這幾十年,這個地區在很多方面都比東歐地區改變得更大。」雖然他提到蘇聯的某些經濟缺陷,但幾年後,他的綜合分析並未成為標準的看法。

薩繆爾森、斯萊辛格、加爾布雷斯、瑟羅、甘迺迪,在經濟與政治的討論上,尤其是在知識分子圈子裡,一直都是熱烈參與的人。但是,對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產主義在蘇聯、東歐、中國,以及其他地方數十年的發展與運作,他們的看法都錯了。海耶克與傅利曼才是對的:一個依賴私有經濟以生產大部分私人消費的產品與服務的制度,比一個命令或獨裁式的經濟體更有效率、更有成效,也更有生產力。

chicago 02 300.jpg(圖由時報人文線提供)
自由的選擇:一九八○年代與當代自由人主義(圖由時報人文線提供)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的演變史》一書,作者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經濟系教授,教授經濟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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