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以下簡稱《國安法》）正式生效隔日，警察立刻拘捕十名藏有或舉起「港獨」物品的人。特區政府翌日才施施然發表聲明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有「港獨」、有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或「顛覆國家政權」意思，警告香港人勿以身試法。
高懸利劍製造恐懼，迫港人自審
連日來傳媒向親共政客查詢，若叫官員下台、「結束一黨專政」、接受外媒記者採訪批評中港政府，是否違法？他們認為，是否違法不能單看一句口號，要看動機、行為和造成的影響等等。
《國安法》下的香港社會，正瀰漫著白色恐怖和不確定的氣氛。黃之鋒、羅冠聰宣布退出「香港眾志」；羅冠聰選擇離開香港，繼續國際遊說工作；各地區「黃店」紛紛移除店內文宣，甚至有食肆宣布退出「黃色經濟圈」。
香港白色恐怖及政治不確定氛圍，是中共刻意製造出來的，他們利用「中間人」散布《國安法》通過後，什麼人會立即被逮捕移交內地審訊、什麼媒體意見領袖會被噤聲、什麼政治團體要解散等謠言，令人人自危。
港府更加積極配合，指示轄下公共圖書館「覆檢」藏書，抽出倡議城邦論的陳雲、黃之鋒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作品，認為是有問題的書籍；教育局則指示學校也要審查教材及圖書。
種種官方行動，表明中共在立法後，是在擴大其恐怖功能，令香港人自我審查，乖乖地接受中共直接管治香港這政治現實。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認為，香港回歸以來，不只出現過一次移民潮、撤資潮；他認為立法出現的恐懼，會隨時間和事實而消除，他並不否認「恐懼」的存在。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也直認《國安法》是利劍高懸，隨時落下。
中共內地以法治國的方式，就是創造一個嚴苛的法律罪名，及鉅細靡遺的執法機制，但留下一個極大的酌情空間，賦予執法者權力去決定。當局按政治形勢需要，將法網的鬆緊調節，最終是以「嚴刑峻法」達成維穩目標，不需要動輒拘捕拘留、審訊判刑；因為如此一來，會出現一個又一個的中共「政治犯」，令一直想向中共示好、繼續賺取人民幣的西方國家「難做」。
2003年反23條就已觸怒中共
上一回因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及囚禁劉霞事件，已經搞到很難看。中共這種「依法治國」模式挪移到香港，跟香港受國際社會推崇的普通法下之法治社會南轅北轍。依法治國更接近殖民地體制中的嚴刑峻法（draconian laws ）。
有人認為，這是香港九七主權移交後的第二次回歸，其實真正的改變不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制，而是中共由「間接管治」大躍進到「直接管治」。我們不應過分強調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以為是抗爭者的街頭暴力行為碰觸中共紅線，或外國勢力介入策動港獨威脅到中共。
○三年董建華推出《基本法》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示威，由那天開始，中共已經在謀畫「直接管治」這藍圖。○五年初撒換董建華，由「港英餘孽」曾蔭權頂上，是為了換取時間。推出多項跨界基建，在下層建築層面加快融合，港珠澳大橋、高鐵、新口岸等全速上馬，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概念推銷；在○五到一二年間，香港這邊根本沒有什麼反對聲音。
直至一二年梁振英上場，融合工作已經由基建及經濟生活推展到政治層面，所以才有因宣傳「中國模式」而爆發的反國民教育運動，黃之鋒一代以中學生踏上政治舞台。
一二年起，北京開始認為，舊有的一國兩制框架及規範，無法有效處理香港政治問題，於是不斷強化中聯辦的政治角色，包括介入議會工作及選舉、控制輿論傳媒。
礙於香港有自己一套政治建制，中共的介入成效不彰，議會內表決政改紀律不濟，無法壓制反對派議會抗爭等，在選舉中更是多年無法突破六四比例，年輕人的政治行動也越趨激進。
在《國安法》通過後，長期處理香港事務的港澳辦張曉明發表錄影講話，他首先引用鄧小平的干預論做為總路線定調稱，鄧小平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中聯辦成為特區管治中心
接著張曉明對香港管治不滿宣洩情緒，此舉充分反映出北京在香港問題上的焦慮及挫折感。他說：「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導，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製造的政治對立。」
這幾年下來，中共歸納香港存在兩大問題：治權及人心。治權關乎頂層制度設計，關鍵在於全面收緊對特區的控制，包括在一二年開始已經對行政長官述職安排做規範化，建立工作上的從屬關係；現在甚至由黨媒宣示特區政策方向，然後由特區官員附和執行。
早前關於中聯辦凌駕《基本法》二十二條（明文香港高度自治）的詮釋，便是進一步提升中聯辦地位，由協助特區施政躍升為特區管治中心，猶如昔日倫敦外派殖民地總督角色。
在《國安法》下，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兼任國安事務顧問，領導香港國安委及下設執行公署。中共智囊劉兆佳認為，駱惠寧同時身兼三職，具有很大權威性和很高的政治地位，可以發揮指導、監督和支持特區政府維護國安工作。
這種管治模式內地稱之為黨委一元化領導，但其實更接近中央外派總督；至於國安公署，則是大規模復活殖民地政治部（Special Branch）的政治警察功能。
在《國安法》通過後，首次大規模的社會動員是民主派策畫的初選投票，結果在七月十一、十二日那個周末完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指初選有觸犯《國安法》可能。又在投票前夕，警察高調借「駭客入侵」搜查負責初選投票系統的民意研究所，製造白色恐怖氣氛，減少出來投票的人。結果市民整天都在烈日下於橫街窄巷排隊投票，總計近六十萬人走了出來。
六十萬港人挺身證明意志未消沉
在初選過程中，多個票站遭到打壓，同時在違法的陰影下，負責人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認為，市民的投票意願雖受打擊，但反過來說，在《國安法》的陰霾下，都有這麼多香港人出來投票，「香港人的勇敢是在這層面體現了。」
香港今後的形勢已經全面與中共內部政治綑綁，中美角力主導下一階段北京對港的鬆緊尺度。當立法的震懾效果退減後，香港人的抵抗意志會消沉，還是會再度上升？從這次初選，相信北京及國際社會都清楚看見了。（本文作者為香港資深媒體人，曾任港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