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灣是逼不得已，但也覺得發展空間比香港大，」Albert說。
隻身一人重新開始的生活，試想也覺得不甚愉快，愛好音樂的Albert常讓馬勒等名家作品陪他度過低潮。雖然思念家中，但他也相信，港府與中共暫時沒有空閒一一對付抗爭者的家人，「極權歸極權，（中共）還是會考慮能否被輿論接受。他們會想讓《國安法》通過以後，香港還是保持歌舞昇平的樣子。」
現在，故鄉近在咫尺卻無法踏足，Albert滿心都是香港的命運，內疚則是最鮮明的感受。更深入一點說，「某種程度而言，《國安法》是因為我們抗爭的行為才出現的，所以我們對留在香港的人也有責任。」
想著同在街頭抗爭的中學生，想著教科書逐漸被塞滿愛國主義、生活在《國歌法》底下的小學生，Albert的笑容之下露出憂心，他不免悲觀認為，抗爭已經發展不起來了，當教育、司法、文化一一被換血，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地方，即便是快要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他也擔憂充滿變數。儘管如此，自陳與抗爭結下「孽緣」的Albert仍沒有停止的打算。他準備考大學、創業，決心儘早自力更生，不成為台灣的負擔，更要繼續為港人群體的民主運動努力。
「在香港真的想不到能做什麼。暫時不回去的話，能做的事比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