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印象中的「勇武派」是什麼樣子？可能是帶著「鴨嘴」防毒面具、被警察追打，一身狼狽；也可能揮舞棍棒、扔擲石塊，儼然港府所說的暴徒。當我城陷落，《國安法》烏雲籠罩，這些青年都可能將消失在抗爭街頭，可那屬於2019年盛夏的衝撞記憶，必然已永遠刻在香港人的身體裡。
接受《風傳媒》專訪時，「勇武派」青年Albert（化名）帶著緊張的笑，20歲出頭的他，瘦削身形加上簡單髮型，目光不時溜向手機螢幕，完全與路上未脫青澀的大學生無異。不過一談起中共政權手段、香港社會對共產黨的輕忽、香港人群體在海外的未來，乃至港台教育制度與思維差異，深刻的觀察源源不絕湧出，犀利得不像學生，倒像講台上的講師。
2014年，台港都出現罕見規模的學運，政治撼動世界，年輕人竟是主角。Albert也不例外，他眼見許多人拋下日常瑣事，一個箱子站上去就是民主講堂，儼然英國海德公園（Hyde Park）翻版，當時仍是中學生的他只感到熱鬧有趣，「就像古希臘的原始政治形態，有人在台上說著對民主自由的看法，年輕人在旁邊聽。」
2016年「魚蛋革命」也是如此。又一次，Albert感受著港人的團結，也意識到政府作為的霸道。但不滿歸不滿，卻還沒長成行動的力量，對港府的憤怒，是在跨越成年界線後才爆發。
2019年6月，Albert走進第一場百萬人大遊行，不料特首林鄭月娥還是打算讓《逃犯條例》強渡關山，群眾終於意識到，和平路線再也無法改變大局。抗爭於焉升級，隨著包圍立法院、兩百萬大遊行與遍地開花的集會陸續增加，警察暴力也不斷突破下限，和平理性，彷彿不再是選項。
「香港人不想再軟弱下去了，」說著轉化為勇武派的過程，Albert的心情也是眾多抗爭者的心情，「因為光是遊行，政府是不會管你的，這就是官逼民反。」
Albert表示，所謂「勇武派」一開始也是以反驅散、拖延警察時間為主，例如當群眾衝入立法會，他與同伴就響應網路號召，在四周馬路設下防線；一直到了6月下旬，警察開始頻繁使用布袋彈、橡膠子彈，「勇武」才真正成型，Albert坦言，除了反驅散、被動性防禦之外，也會攻擊支持中共的公司行號，例如砸玻璃、招牌等報復性的行為。他表示，行動通常不是計劃好的，哪裡有人號召，人手就往哪裡湧去，
被抓的那一天，Albert還記得是7月28日。那天其實沒有大的事件，他也剛好沒有涉入任何衝突，只是聚集在警局外就被逮捕。擺出配合姿態的Albert，最多只受到怒斥和推擠，但警察明顯打著太極，拖延超過24小時才允許他和旁人找律師。此時，家人與朋友早已打遍香港警局電話，卻沒有人肯透露Albert在哪，警方擺明也在拖延時間，讓家人心急如焚。最後終於找到義務律師團，全身而退的Albert說，自己已經很幸運了，某位勇武派的朋友在去年8月被捕時，明明已停止掙扎，一腳還是硬生生被警察扭斷，直到現在都不良於行。
去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爆發「二號橋事件」，學生把大學旁的幹道封了，警察則集中力量攻堅，Albert人不在校內，還是找了一輛「家長」車，趁隙把物資運進去。他強調，「家長」原本都是陌生人，是在運動中慢慢建立起互相幫助的關係，家長們雖非「勇武」，但其實在香港法律中，幫忙運送抗爭工具的車主所負的法律責任更大，無所謂和平或勇武，每個人都實實在在地承擔著風險。
「當時只認識幾個月，現在想想好像很短，但每天都見面、一起做事，只要一個星期感情就會突飛猛進，」Albert回憶。
和其他學生或上班族不同，Albert說，自己抗爭是「full-time」（全職），七月至十二月間，戰場無所不在，他也鮮少踏足家裡，添購與運送物資、開會、抗爭等，累了就睡在手足家，路邊和衣而睡也是家常便飯。家人不希望Albert獻身受傷，但也支持他的想法。而同輩香港年輕人幾乎都是「黃的」，但無論是否為勇武派，友人從不探問彼此的行動，就怕哪天相互牽連。有一次，Albert的左手臂被催淚彈打到，沒有外傷，卻足足麻木了兩個星期，朋友看到後只說：「那麼不小心啊。」淡淡言語盡是心照不宣。
談到抗爭者樣貌，Albert也不斷強調，每一個人都用著自己的方式在努力，有錢可以出錢，有房可以收留人，大家都用自己的方法推動這場運動。「如果要求每個人都是黃金聖鬥士，哪還會有200萬人出來？」Albert表示，雖然某些勇武手足認為他的自由派想法太「左膠」，但他卻認為這就是「無大台」的好處，「每個人都是自願的。」
正因為各自努力，抗爭街景也不只有流血和煙硝。Albert憶起最奇妙的時刻，即是認識一些「超級有錢人」。他說，不少上流人士暗中支持抗爭者，當時很多抗爭活動發生在港島，有些富人會預定附近的酒店，每當有年輕人被警察追趕，他們就將人拉進飯店，還提供體面服裝給年輕人換上，警察即使心知肚明，也不敢動這些富人一根毫毛。「有時上一秒還在奔跑，下一秒就喝起下午茶，」Albert打趣說，自己從未想過會踏進那些酒店、認識那些富人，想不到竟在抗爭中實現了。
2019年年底，反送中運動的熱情漸漸凝滯下來，人人都感受到瓶頸，抗爭者一一遭到起訴，攻擊抗爭者的人卻備受鼓舞，連「和理非」上街張貼文宣都可能被人砍得肚破腸流。在這個關頭，Albert依舊不想停止，但媽媽與已經來台的勇武派友人與他長談幾個小時後，他意識到抗爭也需要進入另一階段，而台灣擁有自由的空氣與許多願意支援的民間團體，正是合適據點。
「來台灣是逼不得已，但也覺得發展空間比香港大，」Albert說。
隻身一人重新開始的生活，試想也覺得不甚愉快，愛好音樂的Albert常讓馬勒等名家作品陪他度過低潮。雖然思念家中，但他也相信，港府與中共暫時沒有空閒一一對付抗爭者的家人，「極權歸極權，（中共）還是會考慮能否被輿論接受。他們會想讓《國安法》通過以後，香港還是保持歌舞昇平的樣子。」
現在，故鄉近在咫尺卻無法踏足，Albert滿心都是香港的命運，內疚則是最鮮明的感受。更深入一點說，「某種程度而言，《國安法》是因為我們抗爭的行為才出現的，所以我們對留在香港的人也有責任。」
想著同在街頭抗爭的中學生，想著教科書逐漸被塞滿愛國主義、生活在《國歌法》底下的小學生，Albert的笑容之下露出憂心，他不免悲觀認為，抗爭已經發展不起來了，當教育、司法、文化一一被換血，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地方，即便是快要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他也擔憂充滿變數。儘管如此，自陳與抗爭結下「孽緣」的Albert仍沒有停止的打算。他準備考大學、創業，決心儘早自力更生，不成為台灣的負擔，更要繼續為港人群體的民主運動努力。
「在香港真的想不到能做什麼。暫時不回去的話，能做的事比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