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5日凌晨4時，德國慕尼黑（Munich）夏季奧運進行期間，8名持槍的恐怖分子摸黑潛入以色列角力代表團所居住的選手村，包括教練與9名選手均遭挾持，教練與其中1位選手後遭殺害，住在附近房間的其他選手聞訊驚慌的逃離命案現場，並通知主辦單位。
一個自稱是「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的組織出面坦承犯行，要求釋放234名關在以色列與當時西德監獄裡的囚犯，並希望一架飛往埃及開羅的班機讓他們搭乘離境。埃及拒絕配合綁匪的請求，迫使德國警方只好進行攻堅搶救人質，不幸的是，營救人質失敗，9名運動員與5名恐怖分子均遭擊斃，落網的3名綁匪另外供出了比賽期間要進行的恐怖攻擊計畫。
無獨有偶，美國亞特蘭大百年奧林匹亞紀念公園於1996年7月27日發生的爆炸案，造成2死百餘人受傷的慘劇。為了慶祝奧運舉辦百年的盛典，美國特地興建一座百年奧林匹克紀念公園來舉辦各項慶祝活動，但是安全維護卻相對顯得較為薄弱，也給了歹徒可乘之機。
上述2起奧運恐怖攻擊事件讓這個宣揚四海一家信念的世界運動會蒙塵，尤在進入21世紀後，恐怖分子的破壞力不再只侷限於刀槍砲彈，舉凡毒氣或病毒（如炭疽熱，Anthrax或電腦病毒）等方式都令人防不勝防，加上網路宣傳範圍與效力的日益擴大，恐怖份子運用的傳播媒介不再只是廣播報紙或電視轉播，使得奧運維安成本逐屆增加，據稱，2012年的英國倫敦奧運維安成本已逾10億美元（約台幣300億元）。
恐怖主義的每一「時代定義」都是基於各單位或研究立場的本位主義觀點來解釋，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得出一些共通點，例如：非法使用暴力、脅迫、引發恐懼、攻擊非戰鬥人員或公共設施等等。目前，理論家和政策決策者面臨打擊恐怖主義時缺乏基礎共識，成就了各國無法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僵局。的確，恐怖主義與其他類型的衝突如綁架、政治暴力、組織犯罪非常類似，但如果試圖「區分」恐怖主義與其他類型犯罪，而不是試圖加以「定義」，我們可以更透徹地了解恐怖主義。
以研究恐怖主義著稱的美國學者Bruce Hoffman就以「界定而非定義」的方式，試著歸納出「游擊戰爭」（guerrilla war）、「叛亂」（insurgence）和「恐怖主義」等三者的區別。Hoffman認為這三者的共同點就是「採用同樣的戰術，並具目的性」。
一般來說，採取游擊戰術者誓言佔據領土，以方便控制和行使主權。叛亂的目的則是推翻現有的制度，並以擊敗政府或侵略部隊為主；恐怖主義是以進行暴力活動吸引大眾關注藉以傳遞訊息的戰術。除了游擊戰爭之外，其他兩種戰術的主要目的都無意奪取政府的土地；同時，只有恐怖主義試圖避免與敵人直接交戰；而叛亂會聲稱建立一個全新的管轄權，而另外兩種戰術則較少強調這一點。以上這3種類型的暴力行為也被泛稱為「非正規戰爭」（irregular warfare）。
透過Hoffman上述辨別3種類型非正規戰爭的特性，我們還可以另行歸納出恐怖分子試圖避免與敵人直接交戰，幾乎都是非國家行為者；且恐怖分子在發動恐怖襲擊之前，均經過縝密的策劃來執行這些襲擊。恐怖分子想要表達的訊息都包含在這些攻擊行動之中，不論是釋放政治犯、聲討贖金、或是宣揚教義，這些都稱為訊息（messages）。而這些訊息嘗試所要傳達的目標受眾（target audiences）也必須同時存在，否則便是隨機犯罪；另外，這些「受眾」大多是各國政府與領導人，少數是非政府組織或個人。最後，由於這些團體擁有公開傳遞訊息的管道太少，所以恐怖分子必須以使人們感到恐懼的暴力活動（violence），藉以吸引大眾的注意來傳達這些訊息。
本屆俄國索契（Sochi）冬季奧運開幕前，又傳出土耳其飛馬（Pegasus）航空班機遭挾持事件，讓本屆索契冬奧顯得不平靜。恐怖分子挑選奧運的原因不外乎：（一）高曝光率、（二）目標顯著、（三）攻其不備與（四）拉抬自己身價。對恐怖份子與其所要宣傳的訴求來說，「曝光率的最大化」（maximum publicity）才稱得上是成功的宣傳，否則，一切辛苦都是白費，有論者認為：「沒有傳播，恐怖主義便不存在」（Without Communication, there can be no terrorism.），以此來看，吸引全球目光焦點的奧運賽事即是恐怖份子心中最佳的傳播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