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茶湯會某分店疑似歧視聽障就業者的事件在社會及網路輿論中狒狒楊洋地被討論著，其中立場與觀點相異者大有人在、甚至不乏障礙群體內的異質論述。然而一路潛水、觀察下來，實則多數都被綁縛在障礙的框架之上，面對一個社會對於障礙者的單一想像，以及背後對於此身分的投射與定義而連帶出看似兩難、無力的處境。
當許多輿論直指工作場域就業歧視的不當之時，我不否認其實在網路上、在生活周圍的討論乃至障礙群體當中，有著一些不算小聲的聲音，為著當事者所可能帶出的外部性討論著。這些討論有的認為當事者大動作的訴諸媒體，無疑對於自己未來的求職設下僱主任用的顧慮;也有的討論擔憂著這樣的效應將連帶標籤到其他就業的身障者之上。而不少想法則是認為台灣每每遇到「身分」議題時，往往放大且無限上綱地附予當中看似「受壓迫方」全然的正確與支持，例如原住民、障礙者、婦女等身分都有前例可循。讓我們有一種，只要身分對了、加諸其上的批判、質疑、壓力、檢討都成了政治不正確的展現。
然而不論是「身分正確」，或是一面倒的批判壓迫障礙者的論述，或多或少都建構在一個對於障礙者單一的想像之上。這樣的單一想像自古以然，從中國儒家的扶弱觀到西方博愛中對弱者的關注，這個社會早已畫出一個主流的圓框，在框架之外的是異常、是功能不足的、是弱者，而面對這些圓框之外的群體（那些相對陌生、認其為怪的群體），人類透過單一的想像、觀察並附予其標籤，當這些標籤成為社會常態的認知之後，人與人的相處開始受到這些群類和屬性差異的影響，有意無意地辨識我群和他群，再連帶出主流社會貼上的標籤、教導出的互動方式進行回應和交流。我們如果回頭去看20世紀許多障礙研究的著作，其實多數會提到障礙者調適的過程，甚至不少學者對此進行諸如恐懼、絕望、調適等個人狀態不同階段的歸納。可是當我們把障礙者的生命脈絡放進來討論時，其實這些階段的論述便一一被解構了。它不是一個個人調適障礙的歷程，而是個人如何與社會互動的動態過程。為什麼會恐懼、會絕望，那是因為面對到己身顯著差異於主流常態之外的身心樣態，從外顯樣態、言行到移動或生活經驗上的差距，一方面讓障礙者不知道如何與主流社會互動，另一方面則是主流社會的凝視與排除、把障礙者推到能動性愈發缺乏的位置之上（這裡還比較偏重後天致障者的經驗，先天的身心障礙者又是另一異質的經驗）。如同當時我失明的恐懼，來自於知道這個社會重來不會提及的「沒有視力的人」要如何生活;絕望來自於每段關係的建立，接受到那些不斷受憐憫、排除、揭露的關係。而最偏誤的是調適，基本上在一個主流社會當中，如果沒有社會化、沒辦法融入主流，那應該也無法成為這些障礙研究者足以產出研究的樣本了。
而在如此長期以個人歸因、個人觀點發展的障礙認知之上，我們可以觀察到主流、那些自許正常的群體所形構的社會環境，它畫分出群體的差異、標籤並連結相應的互動模式，背後實則是一套長久累積下來信條式的單一想像-障礙者是弱者。為什麼是弱者也許不用多做解釋了，主流的社會生活、常見樣態如此，當有一群人無法順利完成這些主流生活的樣式、長出常態的模樣之際，在社會互動之下將缺乏自主性、也迷失在自我的認同當中。於是弱者被建構出來，而我們去面對、回應弱者的方式也隨之產生。可以問問自己，想到「弱者」、想到「弱勢群體」會有什麼想像?你可能會發現不知不覺會跳出一些群體(如障礙者、老人、幼童等)，可能會有一些諸如可憐、不方便、遺憾等形容詞跑出來;也有可能你會想到自己助人的經驗、或是憶起哪些突破生命限制的案例。但是最終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呢?從大眾媒體、生活背景、社會的想像當中，障礙者呈現兩個極端:其一是普遍的弱勢、受助與受憐憫的形象，而反面則是極端正面的生命鬥士形象，呈現出不畏身體限制、積極活著的英雄色彩。但是障礙者是如此二分且極端的存在嗎?想一想自己平常在看待他人的時候所體認到的多元和異質，或許你已經注意到了這樣單一想像的背後，實則是我們先看到了他的障礙身分、才去概化這個帶有障礙的個人。
社會單一的想像是障礙者面臨到最為深層的困境，因為從微視面人與人的互動;到巨視面相關法制和政策的想像皆受其綁架。我們重新回到茶湯會事件來看，現在的討論實則已經有一些發散和失焦了，因為我們都在迴避那個定人為弱的結構、避開那個受單一想像所框限的思考脈絡。可是面對這個核心問題，障礙者求職或在職為什麼會產生困境、面對到壓力和適應的議題;為什麼障礙身分在討論當中成為無法移除的要件，成為論斷各方討論者價值正確與否的判準，都還是得回到這個核心的問題來談。先談在職場與工作上我們預設了多少設定？障礙者缺乏工作能力、障礙者需要協助和輔助、障礙者的生產力與常人有別，而同時職場也預設了一套標準的工作模式、工作樣態，在這些預設沒有辦法被挑戰之前，無論企業進用、職務再設計、庇護性就業等制度再所改革、仍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壓迫，正如我們看到視障者企業進用普遍在企業中從事按摩、接電話;聽障者排除在一切語言、溝通或聯絡的工作之外，肢體障礙者沒有解開與輔具、辦公室等求職條件相伴的機會，甚至被拒於公司門戶的幾公分落差之外。而在身分的凝視之上，當我們只關注在一個人的障礙事實之上，無疑地我們也正進行去脈絡化的行為，我們沒辦法了解其生命所面對到的情境、他可能有的情緒、有的議題、存在的需求亦或是單純的想要，而是將其每分每刻綁縛於一個障礙者的身分之上，或許這看來很容易歸因、很容易連結到熟悉的社會經驗（歧視），但是終將無法解決當事人在這個情境中真實的需求。
所以問我茶湯會的事件，抑或是如何看待身心障礙者在現今社會所面臨的議題，也許我會先回問你幾個問題：1. 你所想像的障礙是什麼？又用什麼判準認為這些人（或當事者）會屬於這個群體？ 2. 面對這個事件或你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你所認知到的、妳所感受到的為何呢？試著不要去迴避那些對障礙者單一想像所框限你的部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對於障礙者的想像都太片面且自以為是，卻又莫名地去高舉它、論斷它。這個事件並許多社會看似對於障礙者的剝奪和壓迫，其實我們關注的焦點都應是其中經歷的人和關係，而不侷限於當中特定身分的過度放大與連結，障礙是一種狀態、關係中的一種變數、權力不對等下的一種展現、能動性相對不足的比較結果、順應主流時生命掙扎發汗的展演，但它不會就代表著一個人、化約出一個生命的存在。
如果這些議題都梳理不開，那再多的制度保障、倡權行動，終只是表面的船過水無痕，無法撼動那所謂「正常人」所建構的社會價值、及其連帶的障礙者想像。去聽聽看情境中經歷著的人們想說什麼、想表達什麼、想要什麼，而不是直接綁架在障礙的框架之上才進行看似同理的討論;其中若有權力不對等的壓迫、失當與傷害要予以回應和充權，而不是遇到障礙便只連結到弱勢、連結到被壓迫者、或是接上一個樂觀勇者的形象，那些片面且空洞的連結是無法回應當事人實際情境的，有誰比他更清楚經歷職場中那些應對進退的磨合、那些面對客戶與僱主關係時的情緒勞動和戰戰兢兢，或是背負多少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個人生涯所需而獻身工作的諸多因素和波折呢？這些可能和障礙相關、但更多的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和社會互動的歷程，不要再用障礙綁架一個人了。因為我們最終追尋的，不是讓每個障礙者活出在名為「障礙者」框架下美好的人生，而是盼望著這個世界上的每個人、無分彼此都能普同、不受排除地定義屬於自己的幸福、有同等盼望生命的權利。
＊作者為後天全盲者，現就讀於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