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尼泊爾媒體的報導，證明了北京的運作是多麼地成功。在尼泊爾當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緝捕西藏難民的移民行動當中，尼泊爾軍隊在藏、尼邊境逮捕十七名藏人，男女老幼都有。報紙說，這十七個人可能面臨「被驅逐出境送到西藏」，他們很可能被關進中國監獄坐牢十年以上。尼泊爾移民事務部調查官迪帕克‧錢德（Deepak Chand）解釋，逮捕行動的目的是殺雞儆猴，向其他可能尋求庇護者發送訊息。
迪帕克採用一反常態的直言不諱的語言，描述對他的國家具有雙邊重要性的這個問題。他說：「中方希望尼泊爾成為試圖逃離西藏的藏人的流沙；不希望他們跑到別的地方。」迪帕克補充說，通過政治壓力和脅迫，中國「試圖以砍頭方式來殺鵝」。
幾個世紀以來，尼泊爾和西藏之間的關係非常親密，甚至有如家人。西元七世紀，尼泊爾公主波利庫姬（Bhrikuti Devi，譯者注：藏人稱尺尊公主）嫁給第一位西藏皇帝松贊干布，一般認為她推動將佛教引入西藏，成為西藏的官方宗教。這位尼泊爾公主和她的丈夫監督興建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兩者都是西藏最重要的建築物之一。大昭寺今天仍保存著尺尊公主出嫁時帶來的圖像和雕像，至為神聖。
但是，如果說尼泊爾與西藏人民的關係和承諾一度以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原則所引導，那麼這個時代是以現代尼泊爾國家的建立而宣告終結。事實上，這兩個國家近代的歷史充滿著邊境戰爭和領土小衝突，包括一八五五至五六年的一場短暫戰爭。
共產中國的崛起促使加德滿都當局必須選邊。初期，尼泊爾政府支持西藏人。在一九五九至八九年，尼泊爾政府甚至承認，並把越過其北部邊境而來的藏人註冊登記為「難民」，這是印度從未做過的事情。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也就是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同一年，加德滿都改變了方向。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後來得出結論，「尼泊爾國王在與中國達成外交和解」之後，於一九八九年「停止允許西藏難民在尼泊爾永久定居」。從此以後，尼泊爾和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達成一項不具約束力的「紳士協議」，承諾讓來自西藏的難民「安全通過」繼續前往印度。但是就官方正式立場而言，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西藏難民不再被允許在尼泊爾定居。
二○一○年二月，在尼泊爾邊境小村莊拉瑪巴嘉（Lamabagar）被捕的十七名西藏男女老少，是第一批嘗到這項協議有多麼不夠紳士的苦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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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瑪巴嘉位於科達里邊境關口以東二十英里，它所在的山谷風景如畫，有從巨岩鑿成的房屋，層疊的河流和花崗岩山峰，充斥著線民和中國守望者。從海拔七千英尺高的草原只需要步行半天就可以到達中國邊境，這是西藏和尼泊爾商人已經走了好幾百年的老路。在二○一○年初，它也是中國不讓西藏人出亡的前線。
前幾天我在科達里和中國特務的互動激起了我的興趣，想要追索中國針對西藏難民發動軟實力戰爭的實體物證。因此，我從當地報紙上讀到十七人被捕的消息之後，決定測試尼、藏邊境實際上對試圖跨越過它的男男女女有多麼危險。（茱迪塔因為吃了未煮熟的西藏肉餡水餃引起痢疾，留在首都休養。）中國大使館武官陳忠將軍（譯音）在前一天已經前往拉瑪巴嘉；消息人士告訴一名尼泊爾記者，陳將軍有意阻止西藏人進一步越境進入尼泊爾領土。尼泊爾移民官員也告訴我同樣的消息。
從加德滿都開車一整天之後，路在小村莊波德（Bodle）到了盡頭，次日我們又步行一整天，到達村莊時已經是晚間。當時，中國人正開始興建一座水力發電廠，日後終於把路開通到邊境哨所，但是在二○一○年初，進出山谷的唯一途徑是塔馬柯希河（Tamakoshi River）上方蜿蜒的驢馬小徑。。
當我們疲憊不堪來到以圓形巨石和松木橫梁蓋成的泥土地小屋時，我們的尼泊爾嚮導尼瑪（Nima）找到一位終其一生都住在拉瑪巴嘉的前任村長。一九九○年代末期，當中國官僚擬定政策文件譴責「達賴集團」試圖分裂祖國時，尼泊爾農民彭巴‧諾布‧席帕（Pemba Norbu Sherpa）在山脈的另一邊與藏族牧民交易牛油和犛牛肉。現年四十四歲的彭巴擔任拉瑪巴嘉的最高民選官員有十年之久。
彭巴的房子因為缺電而一片漆黑，午後的太陽在狹窄的活動空間投下長長的陰影。角落擺著一個小爐頭，升火取暖。他的妻子歡迎我們進去，一個孩子跑到梯形的大麥田裡去找他父親。幾分鐘後，一個穿著格子襯衫的矮胖男子走進來，朝我微笑，然後坐下來。
通過翻譯，我們聊起山谷的生活，以及他的村莊與邊境另一邊藏人的關係。我坐在一張低矮的沙發上，上面鋪著一塊以手工染色的犛牛毛編織而成的藍白色的藏式毛毯。他坐的椅子也有相似的遮蓋物。我們啜飲一種西藏人最喜歡的奶油加鹽的茶。
一九九六年，尼泊爾和中國之間簽署協議，允許邊境地區的居民不需簽證或護照即可自由來去，進入對方三十公里，即十八英里深的地區「進行小額交易，拜訪朋友或者親屬，或季節性變更居所」。協議訂定，他們不需要護照或簽證，「但應在邊境檢查站，或第一個遇到的對方政府之職掌機構辦理登記」。為期十年的協議續簽了兩次，但即使到期後，西藏人也將它當作可以再深入旅行的依據。
拉瑪巴嘉到處看得見這些文化和政治關係的證據：藏文的經幡在風中翻動，紅色、黃色和藍色的祈禱石整齊地沿著主要的人行道排列，上面雕刻著藏文。二○一○年，邊境兩邊的商人仍與對口商人每個月舉辦商會會議；彭巴說，他前幾天才參加過一次會議。一九八○年代後期，一名尼泊爾研究人員統計出拉瑪巴嘉有九十五戶家庭，大約四分之一是藏族民族，並奉行藏傳佛教。
但是，正如彭巴所說，很明顯他把北方鄰人只當作是商業夥伴，而不是文化或宗教平等的對象。有些西藏人是貿易商，因此很有價值。彭巴說，另外一些人如康巴人（Kampas），則是麻煩製造者；康巴族是來自東部康省（Kham）的西藏人，以驍勇善戰聞名。
彭巴重複了中國經常提出的一個共同論點，特別是在反駁西藏人普遍和平，不搞暴力的說法時會強調的論點：這些西藏人曾經替美國情報機關扛槍枝、當傭兵。一九六○年代末期，也就是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的前幾年，中央情報局的祕密作戰已經鳴金收兵，但是中國繼續利用這段歷史來責備西藏領導人（歷史學家指出，達賴喇嘛個人從未批准過中央情報局領導的計畫），並醜化華府在全球攪局、搞霸權。參與此一計畫的戰鬥人員現在都已是七旬以上老人，他們仍然住在尼泊爾第二大城市博卡拉（Pokhara）附近的難民營。亞洲安全事務專家強納森‧霍爾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指出，他們的繼續存在是中國認為「西藏人集中住在鄰近國家，代表潛在的反共堡壘」的原因之一。
對於彭巴來說，幾天前被捕的十七名男女老少與從前的自由鬥士沒有什麼不同。他說：「當然，我們必須逮捕康巴人和其他試圖逃亡的西藏人。康巴人支持達賴喇嘛。中國不喜歡。」
彭巴說，他前幾天沒有看到這個大團體走過他家客廳前方，他也不知道他們來自哪裡。（我後來才知道，他們不是來自東邊更遠的康區，他們是來自邊境對面的西藏城鎮。）他們或許借夜色掩護溜進來，往山谷深入幾里路被逮捕了？他似乎知情地暗示，他們或許在更靠近拉瑪巴嘉的地方被抓到，然後交給警方領取獎金。彭巴說：「尼泊爾警方將西藏人交給中國，可以得到一些錢。」他並沒有詳細說明他如何知道這種跨國收賄的細節。維基解密（WikiLeaks）在網路上發布美國國務院一份機密電報，電報提出類似的說法：中國經常提供「財務獎勵」，鼓勵尼泊爾人送回企圖跨越邊境的西藏人，但是電報沒說多少錢。
我盯著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前任村長，他的客廳離西藏比他自己國家的首都更近，他對茶和室內設計的品味肯定更傾向西藏風味，並且堅信尼泊爾的邊境城鎮充斥著檢舉達人。尼泊爾人站在收錢這一方（甚至彭巴都有可能，但是我們無法確切知道），使得西藏人斷送了自由和生計，也幫助中國向全世界最知名的難民發動戰爭。
當我起身告辭時，我又瞄了一眼彭巴的客廳。在遠處角落的一個小書架上方，掛著一個印了中國文字的金紅色袋子。這是一種禮品袋，中國商人和政客用它來裝酒或香菸，以爭取未來的恩惠。十年前我在中國以一年時間教英語，當時也拿過類似的禮品袋。
然後，當我轉向前門時，一張破舊的三英尺高的中文宣傳海報貼在沙發上方的牆上，吸引我的注意。從褐色紙張瞪視的是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圖像，他在一九八○年代末期擔任西藏自治區區委書記。胡錦濤從數百年來達賴喇嘛的冬宮、拉薩的布達拉宮的深藍色天空和陰影下，凝視著彭巴的客廳。三個面帶微笑的藏族婦女站在他身邊，她們伸出的手臂握著茶杯。胡錦濤，戴著眼鏡，咧著嘴笑，也裹著藏人的祈禱圍巾哈達。海報底部的漢藏文字寫著：「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四十週年」。這是對中國地圖的任意畫分，大多數西藏人並不承認西藏自治區。
就像前幾天被捕的十七名藏人一樣，我開始懷疑自己究竟身處邊界的哪一邊。
＊作者葛瑞格．布魯諾（Greg C. Bruno），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畢業，擔任記者與編輯，文章常刊載於《紐約時報》、美國《外交》雜誌、《衛報》、《富比世》，多年察訪中國、西藏與流亡藏人組織。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來自北京的祝福─流亡逾六十年的藏人，要如何面對後達賴喇嘛時代的變局與挑戰》（時報出版，林添貴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