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臘，方陣是當時最常見的軍隊隊形，而方陣的力量多半取決於人數：大方陣會擊敗小方陣。只要能辨識出人數多的一方，就能預測戰鬥的結果。即使戰場上還沒有真正交鋒較量，多數就已經占居上風。據說，這是雅典治理機構「公民大會」多數決原則的起源。公民大會由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所組成，無論他們的社會地位或財產狀況如何。公民大會擁有通過法律、頒布法令、核許特權，以及懲處政治領導者（可施以放逐或其他制裁方法，包括死刑）的權力。公民大會的每個成員各自都有一票。
然而，雅典人已然意識到多數決原則的危險之處。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期間發生一件著名的插曲：公民大會對一群將軍處以死刑，因為他們在阿吉紐西島（Arginusae Islands）海上戰役勝利後，沒能救出倖存者並保全亡者屍首；但後來，公民大會相信將軍是礙於暴風雨而無法採取行動，反過來對將軍的控告者處以死刑。這類事件讓許多希臘思想家對民主制度深感質疑。他們擔心暴民的熱情變化無常，容易受到煽動民情、蠱惑民心的政客所影響，他們也擔心居多數的窮人施展顛覆的力量，重新分配富人的財產，歸給自己。
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後，多數決所產生的劣質決策成為眾矢之的之一，於是雅典人實行一套更溫和中庸的民主制度。這套制度賦予獨立機構更多權力，包括提案立法的議會，以及人民法庭（有權駁回公民大會通過、但違反法律的命令）。所有這些機構的成員都是由投票選出。這套新制度需要涉及不同群體的多重多數決，因此要做任何事，都必須達成絕對多數才行。於是，民主政府試圖限制多數決原則的悠久傳統就此開啟。
在古典時期，最成功的嘗試或許是「混合憲政」（mixed constitution），也就是不同的社會階層（一般而言有平民、貴族，和一個世襲的統治者）分別掌握不同的途徑，以影響政府，還有否決他們不認同的投票結果。例如，在羅馬共和時期，參議院由貴族主宰，但是某些重要官職保留給平民擔任。憲法賦予平民百姓發聲權，但是也讓古老的家族和富有的公民享有特權。這套體制的理念在於防止平民仗著人多勢眾，以多數決原則決定徵收富人的財富，同時給予大眾力量，防堵富人剝削他們。這套延續數個世紀的制度，是當時最成功的治理成就。但是，大量否決票最終導致僵局，因此諸如凱薩等強而有力的領導者，以憲法外法案解決這個問題，最後造成內戰、獨裁，然後是帝制。
後續的千年期間，民主體制退場，但是在中世紀又緩慢出現。盎格魯薩克遜的國王就國事徵詢上議院的建議，並召集國王的諮詢委員會〔稱之為贀人會議（witan）〕，聽取報告，這項慣例最後演變成國會。這些早期的英國體制機構沒有採取以1p1v為基礎的單純多數決。十五世紀，英國下議院開始採取多數決原則，但是英國有經典的混合憲政治制，貴族階層能夠透過上議院行使權力，而君主可以在某些議題上自己採取行動。但實務上，政治事務的決議是由未為言明的絕對多數原則所產生。在羅馬天主教會，根據教會法，許多決策必須根據多數決原則做成，但是有一套複雜的法律允許遭否決的少數向更高階的官員提出上訴，如果他們能說服那些官員相信多數決有瑕疵（多數陣營投票者的個人利益或動機，或者只因為決議的事是錯的），就能反敗為勝。在「敬老尊賢」（maior et sanior pars，注：直譯為「年長與健康的那一群」，意指決策不是以得票數高取勝，也要考慮質化因素）的信條下，由判斷能力優越的人所組成的少數（例如更豐富的經驗、更高的智慧），可以推翻多數，這是加權投票的一種形式，後文會再詳細討論。
民主制度在早期進展有限，原因很多。統治者不想把權力讓給大眾；宗教和政治傳統有利於君主制或貴族政治；內戰、外戰不斷的威脅需要強勢的領導者在位。但是，民主體制的內在限制也是原因之一，而這些內在限制於現代清楚浮現。
＊作者格倫・韋爾（Glen Weyl），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耶魯大學法學院與經濟學系資深訪問研究學者。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與美國法律協會會員。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許劍虹觀點：台灣人看冬季戰爭─從俄國與芬蘭的分合看兩岸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