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停職美國之音記者的最後手記：中國外交部施壓後，一切都變了

美國之音在4月19日對郭文貴的採訪被迫中斷，引發了外界的各種猜測。在採訪之前，郭文貴曾經宣稱他將會放出「核彈」，而我們在採訪計劃中也進行了充分細緻的準備。美國之音各級領導當時為這次採訪提供了從參考資料到直播技術手段等各方面的支持。這種支持在4月17日中國外交部施壓之後發生突然的改變。原定採訪計劃中的各種細節只有我們兩人最清楚。根據與郭文貴團隊的談判商定，郭預先為我們提供採訪參考的文字和有聲資料，我們同意對此次專訪全程直播。而他在直播中提供的資料在播出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沒有播出的資料也不能透露。因此儘管美國之音上層一再要求我們交出掌握的材料，我們本著保護與尊重消息來源的原則，信守約定與承諾，沒有向上級提交。不過，我們在採訪之前多次將採訪的提綱報告給華盛頓總部相關的負責人。在徵得被採訪人同意之後，我們在這裡公佈我們制定的部分採訪計劃。在談到計劃本身之前，想先解釋一下為什麼原來的直播計劃是三個小時。美國之音週一至週四，北京時間晚上9點到10點播出《時事大家談》，電視、廣播、網站和社交媒體同步直播，一直如此。對郭文貴的訪談，就是在《時事大家談》節目時間進行的。由於我們預期對郭文貴的訪談會有非常重要的內容，一小時的時間不夠，因此中文部的各位節目負責人都同意將這次節目的時間增加到三個小時，包括按照該節目的傳統，給予觀眾半個小時提問的時間。在閱讀了大量關於郭文貴的報導以及其它媒體的訪談之後，我們作出了一些關鍵的決定。首先，我們會將訪談的內容只限於郭文貴本人所經歷過的事情上。我們明確表示不會讓他在節目中指控任何非公眾人物。第二，在採訪之前，我們決定用大量的時間來與採訪對象溝通，並且盡可能地檢查證據。我們在電視與網絡上不會出示任何沒有經過多渠道查證的圖像。第三，我們將盡可能地向中國官方進行求證。我們圈點出來一批與郭文貴有關的案件，包括農行32億的貸款、馬建等國安官員與他的關係、項俊波的落馬，等等。這些案件已經由中國媒體部分公佈出來，郭文貴是被指控的人，我們可以聽聽他的說法。在直播採訪的前兩天，我們兩人和郭文貴交談了十幾個小時。他對我們提出的各種質詢和問題進行了相當詳細的回答。最後，我們將採訪的重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郭文貴本人發家的歷史。按照中國媒體的說法，他從來就是個奸商。媒體用不屑的口氣，說他就是個「農民」。雖然我們實在不明白出身於農民而不是紅二代有什麼錯，但是覺得觀眾聽眾都會有興趣了解他本人的背景，包括他實際的出身、他致富的途徑、他目前的身份與國籍，等等。（二）中國政府指責郭文貴行賄。我們會問他到底是否非法行賄，還是被索賄。如果有行賄或者被索賄的情況，是給什麼人，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通過什麼方式來支付的。有什麼樣的人證物證。尤其是按照政府的指控，他行賄的對像是中國政府一大批高級官員。這些官員有的已經在監獄裡面。是否還有沒有進監獄的官員。如果有的話，他們是誰，受賄多少。在受賄之後，他們給予郭文貴以及他的商務的好處是什麼？如果是索賄的話，這些官員給他的威脅是什麼？我們會追問他一些非常具體的事件，讓他談這些事件的前後經過。比如為開發商業房地產廉價購買土地，這裡面存在著數額驚人的利益，也是中國最近二三十年來有些人能夠迅速地積累了大量財富的主要手段之一。這中間大量腐敗的細節，外人無從得知。我們希望能通過對郭文貴的採訪揭露出重要的黑幕，特別是希望他能具體地談談所謂「白手套」的問題。（三）郭文貴與國家安全部門長期合作，已經是被公開的事實，他自己也絲毫不否認。他是否安全部門的成員？亦或是安全部門通過某種方式來脅迫他合作？他在自己擁有的旅館中安裝錄像設備，監視入住的人，尤其是政府官員。這種做法是他的授意還是國安的做法？如果他是國安的忠實成員，那麼這是不是他得以發財致富的手段之一？如果他不是國安的成員，那麼他又是如何被脅迫的？國安與他合作的方式有哪些？根據郭文貴自己的說法，國安在他的大樓中設有辦公室，從來不交房租。都有哪些人在他的高檔旅館中被錄像或錄音？他手裡是否掌握這些資料？其中有的高官被揭發、起訴、判刑，但是否還有許多仍然在高位的？中國國安部門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安全部門與大批商界富豪的所謂「商務掛靠」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希望郭文貴以親身的經歷來為公眾描述這種政府操作形式。（四）郭文貴在2014年夏天離開中國，之後他的女兒曾經被當局逮捕，他的兄弟們以及數百員工與生意夥伴都進了監獄，但是卻沒有判刑。根據郭文貴的說法，與他有關的這些人在被逮捕與監禁時遭受了酷刑與人身侮辱。我們希望他就這種說法提供具體的證據。我們也希望隻身在海外的郭文貴能夠談談他在這種境況下的個人感受。沒想到的是，我們這次採訪竟然引來了中國政府出乎意料的反彈。採訪定於4月19日星期三舉行。我們在4月14日星期五那天進行了預告。星期一，大連公安局對已經在國外將近三年的郭文貴發出了逮捕令。當天下午，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站主任被中國外交部約談，指責我們的採訪「單方面讓一個中國政府通緝的罪犯說話」、「干涉中國內政」、「干預十九大進程」，等等。中國方面的強烈反應促使我們決心維護新聞獨立與自由的原則。當美國之音上層強力要求我們停止直播的時候，我們爭辯說，如果改變直播計劃，將導致外界認為美國之音屈服於中國政府的壓力，對美國之音的聲譽將造成巨大損害。不過我們同意加倍謹慎，包括按照華盛頓方面的要求，多次播出免責聲明。就在採訪的前夜，中國政府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對郭文貴發出紅色通告。這個沒有法律效力的通告經常被誤譯為紅色通緝令。這條突發新聞也讓我們稍微改變了原定的採訪計劃。郭文貴對「紅通」的反應，成為採訪中的第一個問題。這也是被中國政府發出紅通令的人首次通過自由媒體對中國以舉國之力發出的指控進行辯解。不幸的是，在各種壓力之下，我們原定的直播被突然中斷，也使得這次採訪成為我們記者生涯的終身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