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山專欄:怎不讓臺灣的錢更加值錢呢?

2017-05-03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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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弱勢台幣政策造成台灣許多負面影響,台灣當思走高匯率政策。(中央銀行)

央行的弱勢台幣政策造成台灣許多負面影響,台灣當思走高匯率政策。(中央銀行)

到底應該讓臺灣的錢,即新台幣的國際價格(匯率),高一點好抑或是低一點好?一直是臺灣社會心理的一大矛盾問題。

在一般情況下,幾乎每一個臺灣人都希望自己更有錢,也希望手中持有臺灣的錢在國際社會上能夠更加值錢;但過去這七十年時間,卻都又希望政府政策管理,千萬別讓新台幣對外太值錢,好讓每個人手上的錢都維持「不值三文錢」舊模樣,以免得臺灣產品賣不出去、賣不好。

新台幣匯率2字頭時代來臨?

當川普總統4月13日才放話預告中國不入列匯率操縱國家,15日美國財政部公布「主要貿易夥伴外匯政策報告」,果然將中國、臺灣、日本、南韓、德國、瑞士等六國排在「觀察名單」;乃至4月下旬新台幣在外匯市場上出現了2字頭,臺灣朝野社會及部分專家學者就立即依傳統制式想法認為:儘管未被列入外匯操縱國家,但持續留在被觀察名單的警告意味極濃,加上新台幣匯率2字頭的出現,對臺灣行之多年「彭淮南抵抗線」操控匯市的干預作法,必將極受制約,新台幣即將向上「大幅度」升值的結果,則即將「失去了保護傘」的整體對外經濟部門,勢必遭受莫大衝擊,甚至於會大大限縮了不久未來臺灣經濟成長率。

新台幣不值錢才是悶經濟的元兇禍首

這種「低匯率利臺論」及「高匯率必定傷臺論」一直是過去將近70年經濟發展歷程中,長期「統治」臺灣官民領袖及社會民粹決策思維腦袋的「僵直價值觀」;但殊不知,從全世界大視野歷史宏觀評斷,正是這長期「廉價新台幣」政策,乃阻滯臺灣經濟起飛後「向上牴觸玻璃天花板」,讓臺灣再也晉級發展不了的關鍵,更是最近十年臺灣悶經濟「長期化」的「骨子裡」元兇禍首。

過往兩個十年,本土民粹評論總是將臺灣經濟停滯在「中等所得陷阱」中打轉,既無能升級也無法邁前進步的癥結,歸咎於民間產業界怠惰不爭氣,以及政府在個體經濟層面所採行的戰略性重點產業獎勵促進輔導濟助措施失能不力,乃至歸咎於1970-80年代最時興的「非均衡發展策略」,已經不再彰顯作用所致。

「廉價匯率政策」是環境條件的不得已

從國際經濟學,以及國際貨幣購買力動力理論看,一國對外貨幣政策抉擇,都是長期持恆存在的治國理政很有意思的大哉課題。

首先是,任何國家的對外貨幣價格的訂定,也就是匯率高低的決定,幾乎都是政治決定,尤其是國際經濟強權國家的政治角力結果的決策,鮮少看得到是準照經濟學理則制訂出來的特例。譬如相對於新台幣的經濟實力,當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時,將人民幣價位訂在兌美元1:8的「沒有道理的道理」,就是一個近例。

其次是,國家對外貨幣價格的訂定,與各該國家經濟發展成長階段,乃至對外經濟互動關係策略抉擇,直接有關:一個落後經濟國家社會,且又以出口創匯做為國家持續成長發展動能來源者,通常會傾向於採取「廉價匯率政策」,類似以出口天然稟賦產物或輕型工業產品為主的國家,或者倚賴廉價勞動力加工製造輕型傳統產業產品出口創匯國家,也都會傾向堅持「廉價匯率政策」來保障出口產業部門的存活與永續,就像過往的臺灣致力拓展國際貿易階段的情形一樣。

越「高價匯率政策」的越先進國家

這一類型國家,由於所出口的產品率多屬於經濟學上「需求彈性高」的產品,也就是祇要價格一變動,就會造成這一類消費產品銷售量的極大變動,匯率持續不斷向下調低的「廉價匯率政策」,當然可以大大有助於出口拓展與銷售;但是,相對的,工業化比較先進,產業產品比較高級的出口依賴型國家,其對外出口創匯的是,「需求彈性越低」的耐久性產品,譬如工作母機、汽車、電腦資訊器材、智慧型儀表製品、專業專技產品等,則「廉價匯率政策」幾乎完全不可能奏效,甚至於反而製造出沒有必要的「不賺白不賺」之市場行銷落失。

因此,我們可以輕易在國際市場上,看到諸多有意思的實證先例:在落後經濟的出口導向國家,當其匯率向下貶時,該國股票市場價格指數必然向上升起;相對的,在先進經濟的出口導向國家,當其匯率向下貶時,該國股票市場價格指數卻反而必然會朝下一路挫減,因為這代表該國出口部門產業收入必然會降低!

其三是,「高低匯率政策」之採取,與各該國家政府對「國民福祉增益或減損」政策抉擇的施政治國理念,大有直接關聯。

廉價「輸出國民福祉」的廉價國家

參酌既往五個世紀世界經濟發展史,所有升級進步臻至繁榮富庶先進福祉國家,幾皆繫於總體政策工具之得當運用;以此對照檢視近三十年來,臺灣經濟社會所以原地踏步不前的癥結,應該全然歸咎於總體經濟政策失當肇致的框束與侷限,也就是說,長期過高的經濟稅負總量、絕對剛性僵直不化又落伍的超級勞動自我保護主義,以及長期錯誤的「廉價新台幣政策」,三者交揉共振之結果。其中,更以超低匯率對外經濟策略,傷害與束縛臺灣經濟發展基礎結構無以轉化尤深。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的四個多世紀時間的全球現代經濟發展,國家貨幣高低政策的取決,與各該國家理政治國意識形態及其治國施政策略,大有直接關聯:其凡以「輸入國民福祉」為願景職志的國家,五百年來都堅定採取高價匯率國家,以發行少少鈔券,就能買入多多的外國資源、人才與疆界市場,其運作結果,當然都能維繫作為發展先進的國家社會;而其凡以廉價「輸出國民福祉」以換取高值外匯或對外國際購買力的國家,典型像臺灣一樣,則皆相對貧窮落後或者祇能夠停駐在頂多是「開發中國家」階段,陳陳相因結果,祇好侷限慣性的低匯率政策,持續以廉價「輸出國民福祉」方式,換取可依存的有限外匯收入。

錯誤總體經濟策略肇致臺灣薪資停滯倒退

事實上,從空間幅員、人口規模及天然資源條件看,臺灣與當今高列先進國家社會的「三蘭經濟」(荷蘭、芬蘭、愛爾蘭)並無二致,祇是三蘭經濟搭藉大英國協或大歐洲經濟體之裙帶,堅定採行「高價匯率政策」成為典型「輸入國民福祉」社會。

反觀臺灣,長期沉緬於窠臼的創匯或賺取外匯方式,至今猶不懂得像三蘭國家一樣,高值化運用人力資本創出高額加值能力來創匯,卻祇能以高價進口原物料,利用低廉勞動力為犧牲,以「高值進、低加值出」代工代勞方式,相對廉價輸出。因此,當國際原物料因能源危機、金融危機而迭迭漲高之際,而廉價新台幣政策又在民粹壓力下不敢動彈,惟有更嚴厲廉價人力資本為犧牲,以為彌補平衡了。

過去三十年臺灣薪資水準的停滯倒退,民粹責以商人黑心、企業富人無良,恐怕失真莫名;其實,真正的元兇禍首,應該是長期廉價新台幣的「輸入國民福祉」錯誤總體經濟策略之失。

何不趁此「臺灣機遇」讓新台幣更值錢些?

依國際經濟學與比較制度經濟學觀點,要改變國家貨幣之國際價格的高低強弱,向來會準照自由市場機制或實質經濟購買力而為「經濟理性決定」的成份極低,歷年所見,國際匯率高低,根本都取決於強權大國政治角力之感性與溝通協調。

因此,藉助於此次川普以其「放棄強勢美元政策」之激情感性機遇,臺灣是否也能夠藉此適時大破大立地,修正長期廉價「輸出國民福祉」的超低匯率政策,將臺灣這個世界級的「高科技創新國家」積極翻轉成廉價「輸入國民福祉」國家,也就是改走「高匯率策略」的亞洲先進科技大國路線呢!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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