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加坡學」告訴我們，就算從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角度看，永續威權政治也不見得對新加坡國家發展有利。在全球化趨勢之下，世事愈加變幻無常，要延續新加坡榮景，國家便需更具韌性， 新加坡社會必須壯大、具自信、有朝氣、能自理、能自立。換言之，香港模式其實也有值得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論者經常將新加坡與香港管治模式相提並論，但兩者不無差異——在香港模式之中，社會較強、政府較弱，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點則相反。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已開始宣揚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與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意識。政府期望公民能自發互助、主動解決社區問題，並認為國家若能如此便可更具韌性，更能適應愈趨多變的全球環境。但陳思賢也有指出，這種期望容易落空。按其分析，經歷長年家長式管治之後，新加坡民眾已具「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公民意識較薄弱，較難實現政府的積極公民願景。陳思賢說：「民眾即便遇到瑣事，也會感到無助，自覺有需要向政府當局尋求援助，這多少可反映新加坡公民不成熟的一面。當社會出現紛爭，新加坡民眾不會主動自行化解矛盾，他們多會訴諸於政府當局……政府也有認真處理民眾的大小投訴案件，但這不免印證政府經常強調的觀點，即新加坡並未準備迎接改變——挑戰政府權威的改變就更不用說。」陳思賢甚至在本書另一附錄文章〈「新加坡故事」與希臘神話—— 論新加坡公民社會復興之必要〉引用希臘神話裡有關自戀的故事，分析新加坡政府強勢、社會積弱的問題何在。文內一段說：「曾有幾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者發表敏感研究結果。他們運用數據分析，指大部份新就業機會都由外國人而非新加坡人取得，官員隨即以政府機密數據反駁學者觀點。在這個案例之中，從政府角度看，真正問題並不在於公眾所得資訊不足，而在於經濟學學者『意氣用事、不負責任、不專業』。民眾透過互聯網愈加能夠接觸更多資訊、觀念、意識形態、價值觀，政府的反應卻是自我防衛心態更強，更趨堅持己見。早在198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便以『大男人式用人唯賢精神』（macho-meritocracy）形容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管治風格，這其實是中肯見解。」需要補充的是，新加坡社會其實並非全然被動，全無自理能力。於1990年代末，新加坡社會就曾主動籌組「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進行各種自下而上的社會管理實驗，但為免受國家規訓，這個組織已自行解散。事實上，新加坡管治精英對香港流水革命的反應已說明，即使新加坡社會復興對國家發展有益，那也是知易行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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