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加坡學」同樣能夠告訴我們，過去仍未過去，如何為英治定性，其實極具現實政經發展意義。《雙城對倒》終章所歸納的「新加坡模式」的八個特徵，基本上都與新加坡官方所宣揚的英殖時代史觀有關，這其實也呼應了《新加坡模式》的要旨，即論述為建國之本。新加坡政府珍視英治歷史遺產，視英語為國家連接世界的重要媒介而非「殖民地語言」，沒有以民族主義史觀將之貶抑， 是因為政府認為，與世界之連結度是影響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國家若不視世界為其腹地便將難以生存。從新加坡政府的角度來看，視英治歷史為新加坡建國資產，能方便國家向西方世界示好，連接世界，吸納技術與資本。是以在2019年，新加坡政府隆而重之紀念英人開埠歷史兩百年。總理李顯龍如此解說英治歷史對新加坡建國的意義：「沒有1819年，便不會有1965年，2015年的五十週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一八一九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與新加坡一樣，台灣與香港同樣曾經歷殖民管治，如何以實用主義思維善用殖民時代遺產，是台灣與香港可向「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
結語：「新加坡學」對世界的貢獻
說到底，理解「新加坡模式」，對反思論述如何影響現實政治、善治與社會自主有何關係、本土獨特身份意識如何成形、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如何衝擊本土管治等重要管治課題皆有裨益。這是「新加坡學」對世界的思想貢獻。
＊作者為《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本文為陳思賢著，鄺健銘譯之《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台灣季風帶出版）導讀。於台灣各大書店﹑香港序言書室與誠品﹑新加坡草根書室﹑馬來西亞有店有售，讀者也可在網上訂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