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當時我還是日本的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正決定以二戰後初期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互動，以及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殖民後」的二戰後台灣變局為中心，展開往後的研究課題。為了蒐集研究資料，除了遠赴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調查資料，並受到當時還任職於胡佛研究所的張富美教授之熱心幫助，至今我仍非常感謝她。此外，還往返於大陸與台灣之間尋找歷史的軌跡。因時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任陳漱瑜先生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秦賢次先生的協助，我從秦賢次先生處輾轉取得了魯迅、陳儀的摯友，台灣光復後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先生未公開的日記（從1940年8月1日到1948年2月18日逝世當晚），因為相當具有史料價值，我立即和長期從事魯迅研究的關西大學北岡正子教授商量，北岡教授認為應該設法出版，以供更多學者利用。後來，透過陳漱瑜先生的聯絡、介紹，我在台北拜訪了時已過古稀之年的許壽裳先生次男許世瑮先生，又在北京拜訪了許壽裳先生的最小女兒，已過還曆之年的許世瑋女士，經過多次的「道德勸說」後，他們同意將尊翁的日記交由學術機關無償出版。
為了《許壽裳日記》的出版，北岡教授立即和被日本學術界尊稱為「丸山魯迅」，時任東京大學教授的丸山昇先生商量籌議。1991年夏，北岡教授帶著我在京都大學會館和丸山教授一起討論出版細節，其後經由丸山教授的奔走，得到當時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丸尾常喜教授的大力協助，由該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接受《許壽裳日記》的出版，爾後在陳漱瑜先生的協助下，北岡教授、秦先生和我開始整理工作，並於93年3月底出版，列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叢刊，贈送給和東京大學有合作交流關係的日本國內外大學、研究機關及少數研究者。同年6月，丸山教授出面召集昔日「魯迅研究會」的同人及弟子們，各掏腰包捐款招待許世瑮先生夫婦來日，在東京大學學士會館舉行出版慶祝會，慶祝會上許世瑮先生緊緊抱著剛出版的《許壽裳日記》，隱忍許久的無限委屈與感動一時難以控制，泣不成聲的說「我此生心願已了」，出席的日本學者們都覺得能為許壽裳先生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感到非常欣慰，許世瑮先生的短暫東京之行中，北岡教授和我還特別陪著許世瑮先生去文京區本鄉看了昔日魯迅先生和許壽裳先生留學時代住過的故居「伍舍」。（當時魯迅、周作人、許壽裳、錢均夫、朱謀宣五位留學生同住，自署租屋為「伍舍」。）如今，許世瑮先生早已逝世，而促成《許壽裳日記》出版的丸山昇教授與丸尾常喜教授也在這3、4年內相繼過世，令人不捨與懷念。
《許壽裳日記》是一份關於抗戰期間，中國人離散流亡的記錄，以及一位知日派中國知識分子在抗戰勝利後的台灣奮鬥之珍貴史料。最近，我又重讀了一遍，感觸特別深刻。
1937年10月，許壽裳隻身前往大後方。從西安到漢中、城固、澂江、成都、重慶輾轉遷徙，度過將近10年遠離家人的辛酸歲月。1940年9月16日，在舊曆中秋的日記裏，記載了如下的感慨：
近年來，南北東西，不遑寧處。民二五此夕在北平，二六在嘉興，時正為安頓眷屬，收拾行裝，終日彔彔，對月黯然，數日後即冒險赴西安。二七在城固，二八在岷江，舟中同行八人，泊傳家場，不久飛滇。今年在此，極感蕭廫，妻子流離，相隔萬里，在蓉者惟瑮兒一人而已。
日記裏，記載了在大後方成都、重慶後半期約5年的生活。鉅細靡遺的記載日軍空襲的次數和時間，與留在上海妻子、女兒的通信日期（從上海到重慶通信時間需1個月以上）和內容，以及親友們的信件等等，具體的浮現了日軍重覆轟炸成都、重慶，生活在日軍占領區下中國人生活的困頓和逃避戰亂的身影。日記不僅記錄了日常戰時的生活，同時也反映出一位知識分子的戰鬥意識。1941年9月5日的日記，許壽裳敘述了抗日戰爭的意義：
日本已將琉球民族消滅，朝鮮民族奴役，現在又攫擄了越南民族，逼伺著泰族。中華民族的抗戰是日本奴役東亞諸民族的最有力的阻礙與打擊，同時也是東亞諸民族解放希望之所繫。
許壽裳的內心中老早就否定了日本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以及發動大東亞戰爭是為了解放東亞諸民族的繆論。1946年1月，許壽裳以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第一次復員人員身分，回到南京，和分離9年的家人團聚，未幾，即應好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的邀請，前往台灣。1946年5月2日，許壽裳接到陳儀打來的電報，隔天3日的日記裏如此記載：「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覆。」許壽裳被賦予的所謂「促進台胞心理建設」，簡言之，即是「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台灣文化重建工作。當時台灣雖然光復，但是仍未脫離日語文化圈，日本敗戰前夕，台灣的日語普及率幾乎達70 ％，除非像許壽裳通曉日語和日本文化者，否則無法在台灣從事文化工作。許壽裳台灣時代的日記內容，最令人玩味的是，從日記中可以得知許壽裳認為日本在台灣的台灣研究，應該加以整理編譯、接收，使其成為此後發展中國學術研究的有用材料，為了以後的台灣研究，必須在日本學者返國前著手共同作業。許壽裳於46年6月25日抵台北，7月11日的日記即記下：
「晚至現代週刊談，與達夫（陳兼善，時任台灣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兼台灣省博物館館長）、錫琛（章錫琛，上海開明書店創辦人）、克剛（吳克剛，時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台灣省圖書館館長）及廷英（馬廷英，時任台灣大學地質系教授兼台灣省海洋研究所所長）談台灣研究，最好與大學合作，趁日本專家未回國前。」
七月二十四日記記下：「下午搭達夫車至博物館，以允臧（范壽康，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介紹片訪山中樵（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並晤市村榮、劉金狗（皆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職員）。山中允就所知寫示，並贈市村所著《台灣關係誌料小解》。」
許壽裳延攬了台灣本地的學者楊雲萍擔任台灣省編譯館台灣研究組主任，並且徵用前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素木得一、前台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台灣民俗專家池田敏雄、標本製作版畫家立石鐵臣等日本人才。其中，淺井惠倫日後返回日本先後任教東京大學、金澤大學、南山大學，至今其再傳弟子仍繼承其台灣原住民語言的研究。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撤廢，改組為台灣省政府，台灣省編譯館也隨即被撤廢。許壽裳轉往台大中文系任教，並擔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從許壽裳1974年5月22日、7月16日、8月26日、30日、9月9日的日記之記載，以及楊雲萍晚年的回憶（詳見楊雲萍〈許壽裳先生的追憶〉《中外雜誌》176期，1981年10月），我們能夠知道在許壽裳再三奔走交涉下，1947年9月，楊雲萍得以轉任台大歷史系教授，並隨即開授「台灣史」，是戰後第一位在大學高等學府開授「台灣史」的學者，直到1977年退休為止，為台灣培養不少台灣史研究人才，接續戰前也延續戰後的「台灣史」研究，這正也是許壽裳的心願。
許壽裳的日記內容，幾乎都是每日生活的記錄，能夠看出當初並無公開的意圖。然而，卻意外地凸顯出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誠實姿態，在飽嘗抗戰顛沛流離之苦，並深刻體認中國抗戰的意義後，當面對歷史情境與中國迥異的台灣時，還能堅持實事求是的信念。青年時代的許壽裳吸收了各種知識，其中包括侵略他祖國的日本文化，但是，留學時代習得的日語和日本文化，卻是日後促使他到台灣的因素，也促使他主張宜將日本人的學術研究「中國化」，將日據時期日本人的台灣研究成果透過翻譯使其中文化與資料化，堅守主體性，以挪用代替接收，這才是真正知日派知識分子的作為。
《文訊》298期，2010年8月
＊作者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莋《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允晨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