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外是台灣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孕育出特殊的黨外精神。黨外精神是受傷的人民經過歷史沉澱，所表現出一種低沉的、深厚的、焚而不燬的集體現象，這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特定歷史集體意識。其核心內容有二：一為「反對威權、追求民主」；一為「反對特權、追求公義」。為了追求民主，黨外要求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選。為了追求公義，黨外反對特權、反對貪腐、反對「國庫通黨庫」；由於長期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黨外關懷弱勢，要求保障人權、司法獨立，尊重族群多元，更主張社會正義、經濟正義。同時，由於黨外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自然成長，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黨外乃從人文關懷發展到建立台灣主體意識。所以，「民主、公義、本土」實是黨外所遺留最寶貴的精神遺產與所應堅持守護的核心價值。
1982年7月24日，美國南加州台灣同鄉會以空前盛大的晚會歡迎黨外四人行，這是黨外四人行在美國的最後一場演講，我以「台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為題發表演說，在結尾前，我參酌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所提「我有一個夢」的靈感，也提出我「有一個夢想，十個願望」，其「十願」內容為[1]：
我希望在未來，咱能早一天生活在一個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會因為政治意見不同就遭受驅逐或判刑。
我希望咱早一日，可以生活在一個自由來往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會因為咱參加政治活動就遭受干擾、遭受「有家歸不得」或「想回家又驚惶」的待遇。
我希望咱早一天，可以生活在一個每個人都很甘願來奉獻他的心力和智慧的社會，而他的奉獻不會受到他的社會和政權的誤解、歪曲，甚至被壓迫（被丟在地上踩）。
我也希望咱大家能早一天生活在一個沒有戒嚴法，能自由發表意見，能組黨，能從事公平政治競爭的社會。
同時，我也希望咱大家能生活在一個能公平從事經濟競爭，能要求公平合理分享經濟成果的社會。
同時，我也希望咱大家能早一天生活在一個無分省籍、地域，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不分福佬人、客家人，不分山地人、平地人，可以一律平等，無任何歧視，無任何特權的社會。
我也希望咱早一天能生活在一個公民可以經由他們的自由意志選出所有的公職人員（包括省長、市長）的社會。
我也期待咱可以生活在一個對所有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從過去到現在、從海內到海外，都能受到應有的確認與尊重的社會。
13世紀，英國祖先說：「要納稅，就要有代表」；18世紀，美國祖先說：「沒有代表，就不納稅」；現在的咱要說：咱希望早一天生活在一個「繳多少稅，就可選多少代表」的社會。
最後，咱更深深期待早一日生活在一個國家主權真正屬於國民全體，國民的真正意願可以決定國家政策、決定國家何去何從的社會。
1982年之際，黨外尚未提出總統直選主張，但到民進黨組黨前夕，總統直選已成為海內外推動組黨者共同的訴求，30多年後，這個「夢想」的「十願」，包括後來加上的總統直接民選，都已實現。相對於蔣渭水世代的黃金十年，李登輝世代的悲愴年代，黨外世代在台灣歷史上所踐行的民主大業可謂是空前的。
美國賓夕凡尼亞州議會古色古香的議事堂裡，四周牆壁和屋頂上，畫滿了獨立戰爭時期的戰爭場面，主席臺背後的壁畫是一個青年農民騎著馬，正在穿山越嶺奔跑的場面。這幅壁畫蘊含一個感人的故事：獨立戰爭進展到賓州時，獨立軍陷入英軍的重圍，萬分危急的時候，有位青年農民志願充當傳遞軍情的任務，後來這位青年果然突破重重的包圍，將告急救援的信息，傳遞到獨立軍的總部，獨立軍也因而得以解圍，但是這位青年農民卻因受了重傷而在完成任務後不久即逝世了，賓州的人民為了紀念這位無名的獨立英雄就將他的事蹟畫下來，而且特別選擇了議員們最容易看到的主席臺背壁上。其他畫面上的人物也全都是無名的兵卒，竟沒有任何一位大官名將的人物。
賓州這位「無名英雄」所展現的精神，在黨外運動過程上，在我們的四周出現不少有如「這位青年」的黨外黨工、義工，也都留下類似可貴的精神。在爭取民主的年代，除了從新店監獄到綠島監獄仁人志士的受苦受難以外，根本的推動原力，主要便是來自這些黨外黨工、義工及暗中支持者所展現的「人民的力量」。
即以黨外年代特殊的選舉風景為例，在那種絕對不對稱的背景和條件下，黨外竟還能從冬天走向春天，最主要的便是得力於人民的支持。我在《人民的力量──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一書序言〈懷念一種永恆的精神〉一文，針對1980年12月，在寒冷的政治天空下，恢復已中斷2年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本身在第一選區（台北縣、基隆市、宜蘭縣）參選親自的遭遇與體驗，有這樣的描述：
台北縣淡水鎮有一對年輕夫婦，經營著小本錄影帶生意，競選活動期聞，他們騎著摩托車到三芝、石牌、北新莊等地發放我的傳單；在淡水鎮街內，為了避人耳目，則叫他們10歲的小孩、國小3年級的學生，沿街沿戶散發，同時提醒孩子，碰到老師時要收起傳單、不要發。1980年底的選舉，我在一些地區的傳單，就是以類似這種方式發放出去。
另有一位計程車司機家住台北縣中和市，選舉期間，從基隆、瑞芳，到暖暖一帶，開著他的車一直參加我的自辦演講會，並吶喊助陣。他車上還帶著一條小狗，小狗身上掛著布條：「支持黃煌雄」。
板橋市是台北縣的政治中心，在板橋市所舉辦的立委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中，如果有1萬人聽眾的話，當我講完後，大約有6千到7千名群眾會跟著我離開現場。在每天6場的自辦政見演講，我們都會在現場義賣著作，由於趕場時間緊湊，最後一場演講結束（大約晚上10點）後，我才能比較從容為聽眾買的書簽名。在那種場合，通常我會被支持者簇擁著、撐高起來，然後在一本一本書中簽名，手常會有簽到「痠」的感覺，有時一天下來，竟可賣到10幾萬元。
基隆市的地理面積不大，感覺很擁擠，在公開場合中，我幾乎找不到競選總部的地點，也找不到發傳單的人，但在私底下，卻有一群有志之士，包括以魏泰弘為代表的一些醫師暗中幫我籌款，我在基隆市競選辦事處的所有支出，都是他們承擔下來，不用我花一毛錢。
基隆市有一所一千多名學生的東信國小，校長在選舉期間竟也關心到政治，他利用早上朝會時間，向學生「教誨」不要被黨外人士所利用，同時問起學生的家長是否有支持黨外的人士，有的話，請舉手，其中有3位姊妹舉手，兩位妹妹是跟著姊姊舉手，姊姊被問起舉手的原因時說：「因為在家裡常聽爸爸說黃煌雄阿伯是個好人」，但3位姊妹在當場卻被弄得很難堪，哭著回家，又挨了祖母的罵：「為什麼這麼傻，要這樣說呢？」
位在羅東鎮的宜蘭縣競選總部，「暗中支持」者免費提供，是我在1980年選舉時最好與最大的競選辦事處，地點好、空間大，設有嶄新的民主牆，但民主牆卻被塗黑。在競選活動的第一天，由於「特赦高雄事件受刑人」的傳單差一點被查禁，一度引起總部工作人員的緊張；幾位負責文宣的老師常穿著雨衣、戴著帽子，帽緣向下壓，低著頭，有如犯人似的出入競選總部；另一方面卻也有不少熱心基層朋友，主動送魚、送肉、送蔬菜、送米……到競選總部來，使競選總部每天3餐所需大概都用不完。
這些都是1980年選舉時所發生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不僅發生在我的第一選區，相同或類似更感人的故事也發生在其他不同選區，這是全台灣各選區都可能發生的故事，而這些故事正是黨外精神的具體體現，是黨外精神活生生的展現。
所以，黨外精神是從人民身上散發出來的。這些人可能就在我們的生活中間，就在你我身邊，可能是基層的農民、工人、青年朋友、中小企業經營者，或知識份子，他們可能捐獻數百元、數千元或數萬元，或以各種方式、誠心誠意在力之所及的範圍內出力。他們或者親自登門向最親近的朋友拜票，或者經由電話向較遠的親友拉票，或者熱心參加黨外候選人的演講會，或者以買書、買錄音帶、買錄影帶來表達支持……
這種經由直接或間接、公開或暗中，發生在全台灣各選區每一個角落，發生在我們生活中每一個時刻，不畏權威、不計利害，只考慮公義、不考慮個人，只考慮共同的目標、不考慮個別的追求，只考慮民主的大局、不考慮局部的關係，這種置戒嚴體制威脅於不顧，掃除恐懼陰影，執著公道追求，人不分老幼，力不分大小，錢不分多少，為了共同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壓霸」，追求民主與公道的精神，終於使美麗島事件後1980年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爆出民主的火花，台灣的民主形勢也因而得到穩定。台灣人民所展現的這種既可敬又可貴的黨外精神，正是支撐這次選舉結果的最主要力量。
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描述一位永不灰心的老人，在大海中捕魚的奮鬥過程。在海上，經過無數的辛苦和折騰，老人終於捕到一條比他的船還大的馬林魚，他很累又很高興地駛向歸途；但在中途，卻碰到一群一群的鯊魚，來蠶食老人所抓到的馬林魚。老人奮勇地和鯊魚戰鬥，然而由於鯊魚來的太多了，老人儘管奮勇，所捕獲的馬林魚，最後還是被來襲的鯊魚吃的只剩下骨頭。當老人以疲憊的心情拖著只剩下骨頭的馬林魚回到岸邊時，所有看到這條巨大卻只剩下骨頭的馬林魚的遊客，都禁不住又是讚美，又是感嘆。不過老人並不因此灰心，也不因而放棄他的工作。因為他深信「人並不是為失敗而生的」。
美麗島事件以後的黨外，其情況有如海明威《老人與海》筆下的那條比船還大的馬林魚，被一群一群鯊魚來襲以後，差不多只剩下骨頭了，黨外面臨真實的考驗。當此時刻，黨外不但如《老人與海》的那位老人證明「人並不是為失敗而生」一樣，也在「人民的力量」支持下，證明「黨外並不是為失敗而生」；不但如此，而且還有如希臘神話中的「火鳳凰」一樣，從灰燼中淬鍊出堅毅的生命力，更展現出焚而不燬的精神，使再出發的黨外得以在爭取民主的年代，扮演一種踐行民主大業的火車頭角色。
從2005年到2006年，我曾經與1百位以上來自基層的黨外工作者和黨外支持者，有著感人心弦的直接互動。在真誠的互動中，我也隱約看到或感受到黨外精神真實的面貌。他們很懷念黨外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在深夜或是清晨，他們為黨外候選人掛旗子、發傳單，在選舉造勢或抗議活動場合，他們自動自發，組成糾察隊，出錢出力，紮紮實實地發揮出「台灣牛」的精神，儘管他們「無權無勢」，卻都「無怨無悔」，而且充滿浩然之氣。面對戒嚴威權體制的「壓霸」與不公，他們「嘜爽」，不畏權勢，不受利誘，打抱不平，追求公道，「做牛甘願拖」，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拍胸脯」的豪邁，堅持做「對」的事，犧牲奉獻，在所不惜。在這種情境下，培養出特殊的革命感情與革命信念──唯「義」（公義）而已，何必言「利」。在那個年代，黨外確是「光榮的代名詞」，代表「那股傻勁」、「那股元氣」、「那股凍沒條的氣」。
原始的黨外精神是純真的，它反映的是一種被壓抑的心情，要求解放的心情，要求出頭天的心情。這種精神並不是一、兩個人，在一、兩天之內，忽然從天而降，硬生生長出來的，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經過幾十年的奮鬥與累積，逐步自然成長。所以黨外精神不僅是台灣歷史的重要成份，更是台灣精神的重要內涵，它洋溢著濃濃的本土氣息，有如一棵活生生的樹，在我們的土地上，自在萌芽，綠葉花開，非常在地，且與日常生活結合，帶有一種無可取代的生根。這種精神是自發的、本土的、有機的、有血有淚的、可歌可泣的，足以讓當事者引以為傲、後代子孫引以為榮的。
黨外精神反映時代面貌與歷史精神，這種精神可超越時空變化與政黨輪替，而得永恆的存在。黨外精神的核心內容，便是「反對威權、追求民主」、「反對特權、追求公義」，任何政黨與任何個體只要代表「威權」與「特權」，違背「民主」與「公義」，便與黨外精神背道而馳，為黨外精神所不容。從這個角度言，黨外精神和任何特定政黨與任何特定個體，包括民進黨及黨外成員在內，幾乎很難永遠劃上等號；儘管民進黨、黨外成員和黨外精神曾經是一體之兩面，兩者一度可以劃上等號，但兩者並非永遠代表等號。
從現實觀點講，不斷地喚醒黨外精神，對動態政治人物的倫理制約，清廉政治的有效引導，權謀政治的當頭棒喝，也都具有正面意義。在黨外成長的過程上，那種為了崇高的理想與目標，大公無私、不問利害只問是非、互相疼惜與關懷、珍惜人才、不搞小圈圈、不畏威脅……的種種精神與情懷，幾乎都是動態的政治環境中所最缺乏、也最需要的。
黨外精神代表無私的奉獻，公道的追求，它反應人民的心聲，代表人民的追求，展現人民的力量。任何主政者，從地方到中央，一旦背離黨外精神，不啻背離人民的追求，人民將會展現其作為民主政治最後決定者的力量，這是民主政治的本質。這項本質，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
結語
1977年5項地方公職選舉結束以後，我在〈今年五項公職選舉的歷史意義〉一文中，首次指出今年5項公職選舉，所顯示的意義有三，其中之一，便是國民黨支配式角色的消失。1978年底，在未完成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前，我在《國民黨往何處去：支配者抑競爭者》一書中表示：
幾十年來，執政黨一直居以支配者角色，一直到去年選舉才受到最大的衝激。而這個衝激的最大意義，就是將迫使執政黨從支配者角色，漸漸經過學習、適應、習慣，然後滿足於競爭者的角色。
1986年，在《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一書的序言，我這樣寫道：
自9年前我首先提出國民黨應從支配者走向競爭者的預言性看法之後，經歷9年來國內外情勢的發展，我們現在應可堅定而莊嚴地表示：國民黨在台灣的支配時代已經過去了，國民黨在台灣的支配時代已經結束了。
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從短期而言，固然會使國民黨體系下享有既得利益者立即受到損失，而引發反應與對抗；但從長期言，國民黨卻可放鬆心情，而以競爭者姿態，接受公開的競爭，來確保其長久的生存。因此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不但不等於國民黨的結束，甚至可促使國民黨再生。但國民黨如一昧抗拒世界與歷史思潮，一昧抗拒九年來台灣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向，並不惜濫用公權力，進行壓制，則台灣未來政局將免不了會產生激烈變化，其中將無法完全排除國民黨在臺灣結束的可能。
站在民主政治發展的立場，我們應歡迎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因為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將是臺灣民主化的真正轉機。臺灣民主化必然會因國民黨支配時代的結束，而踏上坦途。幾十年來，多少仁人志士，先賢先烈，為臺灣民主化而奉獻心力，甚至犧牲生命，現在這樣一項偉大的共同追求，正如邱吉爾在追念美國羅斯福總統逝世時所說的，我們已快「聽到勝利的聲音，看到勝利的翅膀」。
1989年，在《從抗爭到執政》一書的序言，我這樣寫道：
又經過3年了，12年前的這項預言，現在已為國民黨十三全大會所公開確認，也為國民黨代表人物，包括李登輝、李煥與宋楚瑜所公開確認。因此，歷史上第一次政黨競爭的時代似乎即將來臨。
面對國民黨這項戰術上的大撤退、戰略上的大轉進，由黨外演變而來的民進黨，更應盡快進行戰略上的大轉進，而由批評者提升為競爭者角色。民進黨不但應有此信心，更應有此抱負。
但從抗爭到執政，民進黨不僅應嚴正要求國民黨儘速放棄其在支配時代所殘留的各種特權，也應嚴正要求國民黨儘速廢止非常態時期所殘留的有關體制與法令。因此，從抗爭到執政，民進黨仍需掃除兩大障礙，才能在常態的政治環境下，以立足點完全平等的競爭政黨，從事爭取全民支持的執政大業。
從代表異議者的吶喊、標幟著悲愴命運的黨外，到取得合法地位、致力爭取政黨平等地位的民進黨，更進而準備接收政權、而展示治國意志、決心與能力的執政黨；這三部曲實是國內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向，也是國內民主運動的終極目標。12年來，作為此一行列的工作者之一，我越來越感覺接近此一目標，也越來越體認即將實現此一大業。
1990年，民進黨提出「民主大憲章」，經由國是會議，達成「總統應由全體公民選舉」的共識，其後在民進黨「開門制憲」與國民黨「關門制憲」的激盪中，確立「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的主張。1996年，李登輝在黨外民主運動的歷史大潮中，喊出「台灣人的悲哀」，當選中華民國首位由人民直接選出的總統。
1998年，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人，在〈民進黨的天時與考驗〉一文[2]，我寫道：「1997年，對民進黨而言，代表天時之年。」「民進黨的天時，雖是因緣際會的結果，卻可能稍縱即逝。」「而稍縱即逝的影響，就是使民進黨本來因天時之助而可能二年左右完成接掌中央政權的大業，延長為10年或10年以上。」
2000年，民進黨抓住「天時」，贏得總統大選的勝利，開啟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政黨和平輪替；2008年，國民黨以競爭者姿態，贏得總統大選的勝利，完成第2次政黨和平輪替；2016年，民進黨再以競爭者姿態，贏得總統大選的勝利，完成第3次政黨和平輪替。黨外世代所追求，我所預言的政黨競爭的局面，都已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不斷踐行著，人民也愈來愈習慣政黨的輪替。3代台灣人的追求，都在黨外世代及身而成，黨外世代也都親身見證這種偉大的歷史時刻，這是黨外精神的不朽紀錄。
[1] 參閱黃煌雄著《在哈佛的沉思：從世界看台灣》一書。
[2] 參閱黃煌雄著《台灣的轉捩點：訪問演講篇》一書。
＊作者為台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前立委、前監察委員。本文為作者於「爭取民主的年代」研討會發表的論文〈論焚而不燬的黨外精神〉第四部份。共同作者黃向成為台研會兼任研究員。（本系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