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世的消極作為：自我退隱
在文學存史的前提下，本文主要強調，自我退隱並不意謂從書寫場域退縮，相對麻木機制對應而生的厭世與不得不妥協作為，自我退隱從字面解追求的境地是不作為，亦即對外不是沒有揮灑的空間和才具，偏偏胸臆嚮往的是文人獨具的避世境界，易文正是同期南來文人五內蘊結自我退隱氣質的代表人物。以心靈換取人生經歷成就文學空間，文學史上不乏前例，晚清詩人、外交官黃遵憲因身分關係，經年流轉履新，南向派駐新加坡時，有謂「浮沉飄泊年年事，偶寄閒鷗安樂窩」。便言喻了景況相類的流離者共有的心懷。
說來易文並非第一次避難香港，我在相關論文〈夜總會裡的感官人生〉已提到，一九四○年九月易文因好友穆時英被暗殺避走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易文離港，之後遊走大陸西南各地，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結束才重返上海，時隔三年國共戰亂再起，易文先於一九四八年底赴台灣，復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轉抵香港。此路向，代表了那一代南來文人的普遍經歷。所以到台灣，因其父楊天驥（一八八二―一九五八）曾任國民政府治下江蘇吳縣縣長、交通部祕書等職，與國民黨要員于右任、黃少谷交誼深厚，一九四八年底易文有感大陸政局紛亂，便以報紙特派員身分攜將臨盆的妻子轉赴台灣尋求出路，或因家眷同行，漂流感並不強烈，他在年記《有生之年》自白：「雖事業前途渺茫不知，亦怡然自得，……在流離不安之生活中，情懷亦當不惡。」甚至妻子待產期間，易文「漫遊台北市區及郊區之陽明山北投等地，興致頗佳」。相反，楊父在給易文信中對其匆匆離家「頗有一種異樣感覺，是欣慰與惘悵矛盾心理交織而成……」楊天驥畢竟閱歷深厚，以往養成的眼光判斷，他意在言中，鼓勵易文「從此在海外立下腳跟，徐圖發展」。
一九四九年一月易文得子，楊天驥命名「和平」，見出亂世文人的情懷與企盼，易文則在父親命名基礎上為子命名「見平」。唯始料未及的是，大陸瞬息失守，國民黨退守台灣，世道紛亂外，「人心苦悶，似亦並無發展機會。」如此看來，流離初始，不安懸浮，仍是最難避免的心理狀態。這一回易文再度南向香港，興思「七年前倉皇離港，重來有隔世之感」。不同的是，當年楊天驥以避難之身「竟仍未能閒適」，易文親炙教誨之餘，「窺得抗戰初期那幾年的『盛況』」，十分肯定文教界對文化事業的推動：「頗覺那時香港不啻那一時期的精華所在。」此番再臨香江，他已從人子升級人父人夫，身分的不同，易文看待香港的眼光由年輕父輩庇蔭退到自己站在第一線時的注視，層層拉開看的距離與位置，這也成為日後易文使用間離手法的關鍵觀點：如說一九四九年後香港因大陸湧到的人而波動激盪，社會文化急遽發展；則一九三七年中日戰起到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為日軍占領，……已經有過一度重大感染……這蕞爾小島，頗具不為人知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