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緊急命令」的絕對必要性
人類社會面對絕大多數天然災變，或皆一般性都可以科技予以有效控制或排除；但是，政治性對抗所衍生的人禍，則遠非科技或先進裝備所可能順利予以解決；主要，還是得靠人文科學手段或社會心理、經濟要素管理，乃有以獲致紓解。
面對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跨域性與與廣泛性，公共政策之操持與運作，應該是各國政府危機衝擊的唯一應對策略手段。
祇是說，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究竟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統理危機governance crisis」挑戰還是「治理危機administrative crisis」挑戰？
從應對快速擴散疫情之挑戰，涉及到整個國家社會資源配置與宏觀徵用調度的多元規範及法制調適問題，從制度經濟學及公共政策理論看，這次新冠疫情挑戰，對世界各國政府，乃至於對臺灣，當然都是一個重大的「國家統理議題」。
則在這種情況之下，以國家元首發布「緊急命令」方式來作為暫時脫離「憲法」框束治國行動限制，確屬最能符合民主政治體制的正確作法，在這一點上，川普及習近平都做對了；但在臺灣，卻刻意繞開了「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必須作為，竟由「國政治理」層次的行政院逕自組成指揮中心，行政派令陳時中擔任指揮官，就做為「封城」及「管控人民居住行動自由」的非正義性「無文無據處置律法」，是根本違憲違法違紀，也完全悖違治國理則的荒誕作為。
剝奪行動自由促使市場經濟斷鏈與瓦解
無論是習川合法，臺灣犯忌的「封城」「鎖國」「關廠」「禁學」「停市」，甚至讓「整個經濟社會活動根本停擺」的關鍵變數，正是「個人行動禁制令」的採行。
「行動自由freedom of mobility」，包括人力資本、實物資本、財貨、物品、資金、訊息的自由流通，乃絕對是世界經濟社會能夠良好成長、善性發展，以至於人類文明得以進步升級的最關鍵原動力；早在2001年，新世紀歐盟連三天高峰會議的唯一主題，就祇有「移動能力mobility」這一個字，歐盟峰會總結認為，新世紀人類的繁榮進步，完全胥賴於「完全行動自由」，乃有所倚恃落實。
而今各國政府極致防疫抗疫，率爾採行「絕對管控禁制個人行動」剛性禁制令，不啻是喊停了一個國家社會的所有經濟社會活力與動能；在市場經濟疆域之中，人流一旦中斷，則金流、物流、財流、資訊流、知識流等有形物與無形物之流動與交通，也都必然會同時宣告被隔離與被中斷，構成經濟社會的全面斷鏈與瓦解，其致成的殺傷力遠較COVID-19天然災害對於「生命財產乃至有形無形機會效益」的殺傷力，勢必益發來得更大更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