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需要厚實的社會保護網，全球化市場的問題是欠缺全球治理機制。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大家還是只能求助於自己的國家。這次疫病的全球化，同時揭露了台灣發展的優缺點。
過去二十年來，「全球化」這個名詞曾經像如今的「人工智慧」（AI）、「大數據」（Big Data）、「工業四．○」一樣，是大家琅琅上口的通關密語。但台灣對外直接投資的統計數據清楚顯示，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台灣談論全球化最熱烈的時期，主要是為台商的大膽西進提供說詞。誰要管制西進，誰就是反對生產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就是一種知識能力低落的「民粹鎖國」。
沒有治理機制的全球化經濟
如今新型冠狀病毒迅速蔓延，全球流動的人員變成各國夢魘。每個國家封鎖邊境結果造成商務、旅遊、餐飲、航空、留學、移工急速地「去全球化」，不只是供給面生產斷鏈，連消費面也因為在家隔離與社交距離急速下降。
依賴高債務槓桿運作的國家勢必加大金融紓困，所以美國再次啟動量化寬鬆，充分利用美元做為全球貨幣這個鑄幣利得（seigniorage）的優勢；中國則繼續集中資源辦大事，致力於打消央企的債務、防止影子銀行與房地產的崩盤。前者是利用全球霸權的優勢在支撐金融危機的擴大；後者則是為了想成為全球霸權而冒著擴大金融槓桿的危機。中美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與全球性金融危機，本來就是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結構性的衝突點。
奧匈帝國的經濟史家博蘭尼（Karl Polanyi）通過對「自律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提出一個著名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概念。
自律市場宣稱，市場運作有其獨立於政治與社會領域的規律，為了追求最大效率的資本積累，就必須更改土地、勞動力與資本等生產要素來配合這個規律。但事實卻是，大自然、人與資金融通本來就不是為了無止境的資本積累而存在，過度地開發這些生產要素，只會產生環境災難、社會衝突與金融危機，從而引發自然與社會為自我保護而產生的反撲。
因此，良好的市場必須能鑲嵌於在地社會需求而能夠被治理的市場（governed market），不是根據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來改變社會制度的自律市場。全球化經濟的問題，就是它欠缺相應的全球治理機制，新冠病毒疫情一旦爆發，不管醫療或是經濟紓困，大家還是只能求助於自己的國家，因為只有主權國家具有司法管轄權。不要說多邊組織世衛（WHO）、世貿（WTO）、國際貨幣組織（IMF）或世銀（World Bank）產生不了什麼實質幫助，即使是整合程度最好、被譽為超國家組織典範的歐盟，對義大利也一樣無能為力。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在危機中樹立典範，美國新冠肺炎捍衛戰士佛奇 ｜ 更多文章 ）
台灣必須超越「自律市場」概念
藍綠陣營的主要差異在於國族認同，對於自律市場的信仰，則是超越藍綠的台灣共識。決策官員與立法委員繼續把社會福利跟經濟成長對立，就是立基於自律市場的信仰。這也是為什麼AI產業在核心國家的研究重點，是經濟與社會結構性重組，是對人類社會秩序的全新想像；但在台灣，則著重在開發生產流程的除錯功能，以降低製造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