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農耕法、圈地活動竟意外改善人類健康:《瘟疫與人》選摘(1)

2020-03-19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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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當鄉村農業勞工的健康改善後,少數的工人可以供養多數的城市人。圖為家禽、家畜示意圖。(取自pixabay)

作者指出,當鄉村農業勞工的健康改善後,少數的工人可以供養多數的城市人。圖為家禽、家畜示意圖。(取自pixabay)

馬鈴薯立大功

愛爾蘭在十八世紀的領地擴張方面,提供了很有趣的例子,這個例子在實際領土上並沒有特出之處,但是在人口統計上卻極富戲劇性。經過連年殘酷的戰爭後,這塊土地總算在1652 年真正享受到和平。從那時起,三個不同的族群:英格蘭人、蘇格蘭人以及愛爾蘭人,帶著各式不同的農耕方法以及經濟展望,和一片近乎空曠的土地展開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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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大部分地區的主要族群還是愛爾蘭人,雖說政治情勢對他們並不利。他們之所以會成功,在於很早就接受馬鈴薯做為主要作物。這項做法使得愛爾蘭人的生活好過許多,因為愛爾蘭人原先的農耕地規模都很有限,而且他們也不像英格蘭人那樣,依賴昂貴的犁具來耕地。便宜又盛產的馬鈴薯,使得愛爾蘭人更容易存活,因而能全面競爭過英格蘭的移民。

馬鈴薯。(圖/華人健康網提供)
便宜又盛產的馬鈴薯,使得愛爾蘭人更容易存活,因而能全面競爭過英格蘭的移民。(華人健康網提供)

蘇格蘭人則設法在阿爾斯特省(Ulster)定居下來,他們的耕種技術以及生活標準,大致都和愛爾蘭人相等。蘇格蘭人在十八世紀初期,種植穀物全面失敗後,也把馬鈴薯當成主要作物,證明了這種原本很不起眼的根莖植物,是多麼的有價值。愛爾蘭人口的爆炸性成長直到十八世紀末,才算是進入最高峰,諷刺的是,當時由於英格蘭地區穀物價格攀升,使得英裔愛爾蘭地主的農事利潤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這也使得勞力需求增加;本地愛爾蘭人倒是可以提供勞力,他們只要求約一公畝大小的田地做酬勞,這一公畝地用來種馬鈴薯,足可養活全家大小,他們生活也許窮得可怕,但至少營養狀況還不錯。

然而,十八世紀愛爾蘭及中國農民人口顯著增加的情況,或許正是日後其他地區的前兆。同樣的,工業革命能在大不列顛崛起,也和當地的人口及疾病有關。直到1870 年代(當時英國開始由海外輸入穀物及其他糧食)以前,英國城市人口若要增長,一向需要依賴加強當地的糧食生產。改進田莊機械、施肥、作物輪種、種子篩選以及作物儲存、收藏等,全都有助於增產糧食。其中最重要的變革為,放棄以休耕做為除去雜草的方法。像是蕪菁這類在生長季節需要細心耕地的作物,就容許農人一邊生產有價值的作物,一邊破壞雜草。於是,農產量也因此提高了幾乎三分之一。

放牧帶來的好處

當這種「新式農耕法」於十七世紀後半,由最早的起源地開始往北海兩側擴散時,又造成另一個始料未及的結果。因為蕪菁和苜蓿(另一種取代休耕的重要作物)所能餵養的牛隻數量,是歐洲農業從前絕對辦不到的;而且,大量牛隻出現後,一方面增加肉品及乳品的產量,改進了人類的飲食;另一方面,又為帶原的瘧蚊提供了更討喜的血源。

由於牛隻對於瘧原蟲來說,並不是適當的宿主,因此偏愛牛血的瘧蚊,等於打斷了瘧疾在牛隻數量大增的歐洲地區的傳染鏈。於是,瘧疾漸漸退回地中海地區,因為那兒的夏季太過乾旱,新牧草無法生長。結果,這項在歐洲北部流行了數世紀之久的重要疾病,再也不能影響那些實施新式農耕法的地區了。

這種新式農耕法普及後,還造成另一項複雜的生態結果。動物增多,意味著人類飲食中的肉類和乳品跟著增加,因此蛋白質的供應量也增加了。這一點很可能會增加人體製造抗體來對抗各種傳染病的能力,因為這些抗體本身就是一種蛋白質,只能利用他種蛋白質所提供的胺基酸來製造。因此,對抗傳染病的一般抵抗力,很可能在許多人的體內顯著提升起來。

乳牛 牧場(示意圖/ 127071 @pixabay)
大量牛隻出現後,一方面增加肉品及乳品的產量,改進了人類的飲食;另一方面,又為帶原的瘧蚊提供了更討喜的血源。圖為放牧示意圖。(127071 @pixabay)

另外,十八世紀在英國迅速推展開的圈地活動,也就是在荒地或曠野上加設柵欄,可能造成的副作用是,放牧者不想再過度屯積草料,而且牛、羊也被圈隔成一小群、一小群私人的財產。這一點,幾乎絕對會改進家禽和家畜的健康。

首先,動物的飲食改進了,因為過去各個村民如果想要盡量爭取權益,只能拚命從公共放牧地上屯積草料。第二,家禽和家畜間的傳染病鏈,也可能會經常被打斷。因為在從前,動物自由的在村中公有地上奔跑,並且偶爾還會和鄰村動物接觸,當時並沒有圍籬來區分某一塊牧地應該屬於某個社區或是其鄰居的。但是加上圍檻後,發生動物疫病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因為圍檻把即使是同個村落的動物,分隔成多個小團體。這項改善對於人類的健康也很重要,因為許多動物傳染病,例如牛結核、布氏桿菌病,都可以傳給人類。

這類傳染病的減少,再加上瘧疾式微,對於1650 年至1750 年間英格蘭地區的疾病經驗,影響深遠。至於法國,十八世紀時還沒有出現圍籬放牧,而且新式農耕法也尚未開始,農民的健康情況依然慘兮兮。流行病和慢性傳染病肆虐鄉野;瘧疾和結核病仍然是嚴重的健康問題;此外,一系列其他致命傳染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痢疾、肺炎以及「軍隊汗熱症」(military sweats),自1775 年後(最早獲得的詳細紀錄始於這年),殺死為數眾多的法國農人。

由於英國人口成長,在十八世紀時遠超過法國,而這兩國又始終是農業最先進的國家,因此不由得令人相信,當時英國鄉村人民的健康,一定比法國鄉村人民理想得多。不幸的,英國缺乏類似法國於1775 年後編整的官方疾病紀錄,因此無法和法國直接比較。

鄉村人民的健康改善(如同可能於1650 年後發生在英格蘭地區的情況)所造成的重大結果為,農業勞工的效率大大提升。健康的人工作做得較好,也較規律;此外,假使農民不需忍受熱病或其他類似感染(這些病往往在生長季節達到高峰)的折磨,那麼他們就比較不容易因為錯失適當時機,沒能做好分內工作,而造成農業減產。因此,當健康改善後,少數的工人可以供養多數的城市人。

英國在十八世紀晚期非常明顯的「城市化」特徵,要不是有這樣的環境條件,是不可能達成的。

*作者為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40年,1987年退休。史學著作豐富,超過三十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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