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新公民運動、草根維權、律師死磕等合法抗爭，卻屢遭冷酷絞殺。網路尤其社交媒體上的民間意見領袖屢遭定點清除。給人總的印象，是公共政治生活愈來愈法西斯化。這於本來已經普遍的挫敗感、普遍暴戾和普遍絕望等非理性情緒，無疑是火上加油。極端的政治就這樣愈來愈刺激其出極端的人心，愈來愈製造出一個極端的社會。
從邏輯上駁倒「二次文革」的主張再簡單不過。這實際上就是飲鴆止渴。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即為「二次文革」的預演，但它並不是針對新老權貴的精確打擊，恰恰相反，首當其衝的都是自由言論和自由企業。全國性的“二次文革”如果真來，也一定是廟堂江湖極左聯手，利用民粹的滔天洪流先把實力最弱的自由派淹沒，幹掉這共同的敵人之後，他們才會彼此廝殺。這幾乎是歷史的鐵律，沒有例外。
薄熙來當然最後是失敗了。但這樣的歷史大悲劇並不是沒有成功上演過。最經典的就是1949。國統區主流知識界曾經認為現狀壞到無以復加，哪怕是破壞性的力量也無所謂，何妨“以毒攻毒”。但結果呢？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找出一大堆。但沒意義，因為沒說服力。不是說它沒道理，而是道理沒用，非理性不可能用理性去說服。唯一能夠改變非理性、唯一能夠改變極端主張的力量，只能是事實本身。一切極端的主張都來自現實的極端。專政體制、維穩政治則是最大的極端，這樣的極端政治不鏟除，中國社會的極化趨勢一定愈演愈烈，「二次文革」的達摩克利斯劍將不以任何人的良好意願為轉移，隨時隨地突然落下。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