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最近因一篇檄文成為風雲人物。他的題作《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的檄文，通篇重彈階級鬥爭為綱的老調，顯然是要呼喚「二次文革」。當局反復強調黨員要無條件遵守黨紀，不得發表跟党的現行路線衝突的言論。身為意識形態核心部門主管的王偉光，居然公開衝撞當局現行路線即鄧路線，實在詭異得很。
但更詭異的是民間輿論的複雜反應。
王偉光檄文馬上激起體制內學者反彈，王占陽、趙士林等教授皆群起抨擊。這自在情理之中。八零年代後期，有過樣板戲要不要重演的爭論。巴金老人堅決反對重演，說他聽到樣板戲的曲調，就本能聯想到紅衛兵痛打知識份子的鞭子聲。今天體制內學者的心態，大抵跟巴金老人相同。
不同的是社會背景。巴金的態度，的確能代表當年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共識。今天已經沒有共識，今天的知識界乃至整個社會，已經高度分化和碎片化了。在體制內學者同聲討伐王偉光時，即不乏民間人士唱反調。他們認為，“二次文革”未必那麼可怕，未必一定是老文革的簡單複製，打擊目標可能更精確，被衝擊的可能只是王偉光那樣的新老權貴，王偉光很可能自食其果。而對於被壓迫者來說，這未始不是一個出頭的機會。現狀已壞到無以復加，“二次文革”縱然怎麼壞，也不可能比現狀更壞吧？何必刻意阻擋。
民間的這種聲音，其實一點不新鮮，最早可追溯到薄熙來時代。當薄熙來唱紅打黑引來強烈質疑時，部分底層知識份子竟公開主張跟薄熙來代表的毛左合流，共襄「二次文革」的“盛舉”。他們翹首想望薄熙來入主中樞，對薄熙來的政敵溫家寶則恨到咬牙切齒。只不過薄氏不爭氣，居然一夜崩盤，令他們不能不萬念俱灰。“二次文革”的旗幟才悄然藏起，不好意思再提。
如果說主張“二次文革”的底層知識份子太邊緣，沒進入輿論主流，沒實際影響力，那麼今天不然了。王偉光檄文曝光後，贊同“二次文革”的論者，已經不是邊緣人士而相當一部分屬於知識界主流。「二次文革」的社會基礎沒有因為薄熙來的倒臺而崩解，反而有所擴大，這才最詭異、最讓人震撼。
這當然都是現實壓迫的結果。薄熙來、周永康先後崩盤，但政治上都沒有清算，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路線、沒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線堅如磐石。一個顯著的信號，是作為薄熙來、周永康政治盟友的烏有之鄉網站雖然關閉，烏有之鄉的路線卻滲透了廟堂，王偉光一類黨政高官甘當烏有之鄉的傳聲筒，其主管的中國社科院甘當烏有之鄉的傳播平臺，實際上是烏有之鄉在體制內的全面復活。烏有之鄉代表的極左勢力不僅沒有受到遏制反而不斷強化。
與此同時，新公民運動、草根維權、律師死磕等合法抗爭，卻屢遭冷酷絞殺。網路尤其社交媒體上的民間意見領袖屢遭定點清除。給人總的印象，是公共政治生活愈來愈法西斯化。這於本來已經普遍的挫敗感、普遍暴戾和普遍絕望等非理性情緒，無疑是火上加油。極端的政治就這樣愈來愈刺激其出極端的人心，愈來愈製造出一個極端的社會。
從邏輯上駁倒「二次文革」的主張再簡單不過。這實際上就是飲鴆止渴。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即為「二次文革」的預演，但它並不是針對新老權貴的精確打擊，恰恰相反，首當其衝的都是自由言論和自由企業。全國性的“二次文革”如果真來，也一定是廟堂江湖極左聯手，利用民粹的滔天洪流先把實力最弱的自由派淹沒，幹掉這共同的敵人之後，他們才會彼此廝殺。這幾乎是歷史的鐵律，沒有例外。
薄熙來當然最後是失敗了。但這樣的歷史大悲劇並不是沒有成功上演過。最經典的就是1949。國統區主流知識界曾經認為現狀壞到無以復加，哪怕是破壞性的力量也無所謂，何妨“以毒攻毒”。但結果呢？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找出一大堆。但沒意義，因為沒說服力。不是說它沒道理，而是道理沒用，非理性不可能用理性去說服。唯一能夠改變非理性、唯一能夠改變極端主張的力量，只能是事實本身。一切極端的主張都來自現實的極端。專政體制、維穩政治則是最大的極端，這樣的極端政治不鏟除，中國社會的極化趨勢一定愈演愈烈，「二次文革」的達摩克利斯劍將不以任何人的良好意願為轉移，隨時隨地突然落下。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