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看到這篇報導，認為「促轉會」的作為值得讚許，但卻感慨萬千！抗日戰爭勝利後的國共鬥爭，造成那個荒謬的年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互相殘殺，受害者千千萬萬，藍芸若也強調並不認同她的父親當年仰賴的政黨，以致於涉入「基隆市省工委案」的藍明谷被當作匪諜被槍決了。
1949年前後移居台灣的大陸人，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情況更為嚴重，因為他們是逃避共產黨而來，多數人在台灣沒有後代子孫。筆者對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與家屬所受傷害感同身受，但對政府所謂轉型正義，若單指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人」受難者與家屬，作為政治立場的鬥爭工具，則實在不敢苟同。於是，筆者在蘋果日報即時論壇發表《匪諜之女獲平反，我父遭國民黨軍殘殺得不到道歉》[5]，表達不平之鳴。
2016年，筆者和曾建元教授在《Messenger》交換意見時，他表示對客家文化研究有興趣，而且特別詢問末代興寧縣長兼保安團團長謝海籌先生殉國的事蹟。真的很湊巧，2012年由謝海籌先生二公子天霖，贈我一册《謝海籌烈士紀念輯》，遂將該紀念輯轉贈曾教授，當時他忙著應酬，未及多談。
第二天早上我心血來潮，回憶起在2014年，北美《世界周刊》有篇〈紅色特工身後六十年〉的文章，敘述紅色特工朱楓被以匪徒處決，後來骨骸遷葬大陸成為烈士。我看到該文後，將謝海籌在大陸受難的事蹟，再加上朱楓的故事，寫成一文。兩位都是曾經被判為匪徒，後來又變成烈士。有感於在那個荒謬年代，同一個人竟然會有「烈士」或「匪徒」截然不同的評價。其實，從歷史長河中來檢視，「烈士」或「匪徒」都不適當，無妨用比較中性的「政治受難人」稱之。寫下〈烈士與匪徒〉一文刊登在《世界周刊》。許業武先生看到後，在《世界周刋》發表〈誰是烈士？誰是叛徒？〉。
於是，我乃將許業武文章傳給曾教授參考。奇蹟發生了，他立即覆我一篇他刊登在《縦覽中國》的文章〈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的歷史意義〉。他特別提及，關於六張犁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他另在《大紀元》發表過〈但開風氣不為師，客家老大邱榮舉〉一文，寫到國軍草菅人命，把墓主季澐名字寫錯成「李雲」，讓家人半世紀找不到遺塚，最後被邱榮舉教授發現這一錯誤。因為這篇文章的啟發，朱楓家屬才能循線，判斷「朱湛文」就是朱諶之，朱諶之就是朱楓。朱楓遺骸因之找到歸葬大陸。這個故事的結局，可稱得上「因果循環」。[6]
「中華民國」 國際難定義
歷史的吊詭是：因為中華民國這個政權，涵義不斷的演化，七十年來，「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因為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中華民國護照在國際上常常被誤認，於是，中華民國護照封面，舉世無雙，中華民國台灣(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中華民國總統被稱作台灣地區領導人，這個台灣地區如何定義？七十年了，差不多三個世代，中國人的智慧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