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考驗還是越來越狹窄的言論空間。新記《大公報》作為輿論領袖，對言論環境的變化體會得最深最快。張季鸞擬定的政治立場，在內戰中受到了最為嚴重的挑戰，儘管王芸生竭盡心力維持報紙的獨立，但明顯力不從心。他勉力想走一條中間道路，但到了1940年代末，報紙受到左右夾擊。國民黨黨報譴責該報是新華社的應聲蟲，而和共產黨的黨報則大罵其編輯方針「小罵大幫忙」。
1949年4月，胡政之在政權交替之際去世。儘管胡政之和張季鸞一樣，死於動盪的艱難時世，但與張季鸞身後近乎國葬的禮遇相比，幾乎無人注意到這個傳奇人物的離世。胡政之是新記《大公報》另一個靈魂人物，和吳鼎昌進入政界不同，胡政之一直為這張報紙服務。香港淪陷的時候，他發表了告讀者書，表白了抗戰必勝的信念，並宣佈自己的報紙必將回到這座城市。年輕的張愛玲用浪漫的筆調寫過香港陷落的故事，但胡政之的經歷非常驚險。他差一點和報館一起失陷在了這座城市。張季鸞死後，胡政之是各地《大公報》的總負責人，維持著新記《大公報》的傳統，而今這張報紙的光榮歷史隨胡政之的死畫上了句號。幾個月後，王芸生選擇向新政府交出了新記《大公報》的編輯權。
張季鸞和胡政之這代報人生於憂患，對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抱有深刻的感情和敏銳的判斷力。新記《大公報》的報格和張季鸞、胡政之等人的人格，是無法、也不應該分開的。他們畢生追求服務於公眾利益，促進國家進步，但不幸在時代變遷中兩次死去。第一次死去的是他們的身體和靈魂，第二次死去的是他們的理想和事業。
儘管如此，尋求獨立並不是張季鸞一個人或新記《大公報》一家報紙在一時一地的市場策略。即使是這樣一個年份，即使我已經過了因為理想投身任何事情的年紀，也不再鼓勵任何人這樣做，即使報業的抱負已經確定無疑成為過時的事情，我也不得不承認，張季鸞的追求是獨特的，他和吳鼎昌、胡政之的慘淡經營值得尊重，而他們的理想也的確閃耀著珍貴的光芒。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