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記《大公報》1926年出刊，在張季鸞、吳鼎昌和胡政之的苦心經營下，後來成為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也成就了張季鸞的文名。1941年，張季鸞英年早逝，各界均高度評價其主持大公報期間的成就，各黨各派各界挽幛如雲。張季鸞歸葬陝西，蔣介石一而再再而三表示哀悼，可謂哀榮備至。
世事變遷，張季鸞的墓園「文革」期間遭到破壞，此後一直沒有恢復。近人去看過，發現陵墓猶在，但與豬圈和磚廠為鄰，不免憤慨。中國人重視葬禮祭祀，一個人生前對社會有所貢獻，死後也應該專享一塊禮儀性空間，傳統習俗使然，不足為怪。但真正悲催的是，如今即便是新聞界，也少有人知道張季鸞其人其事，對新記《大公報》歷史的研究，也很不夠，其辦報宗旨凋零已久。張季鸞身後寂寞，莫此為甚。陵墓所在，只是小節而已。
關於張季鸞的辦報宗旨，新記《大公報》在發刊詞《本社同仁旨趣》中，提出過著名的「四不主義」，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篇發刊詞由張季鸞執筆，相關部分只有409字，不妨直引如下：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圃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於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於白紙，惟願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四不主義」的核心是獨立。報紙立論，固然囿於「情感及知識」，但自有其立場，不以政治權力、商業考量、個人利益乃至群眾激憤的呼聲為轉移。
如此高邁的理想，要落到實處，當然很不容易。談到新記《大公報》的成功，當時的人總結為「吳鼎昌的錢，胡政之的管理，張季鸞的筆」。這張報紙是近100年來中國報業競爭最激烈的時候面世的，之所以能成功，概言之，理想、態度和技術，缺一不可，也是資本、管理和編輯方針良性互動的結果。
與其他行業不同，報業存續的根基在於其與公眾的聯繫（「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但張季鸞謹守自己的承諾，不願意簡單地屈從於民意。「918事變」後，新記《大公報》反對與日本進行全面戰爭，以便贏得時間，籌措國防。這與南京政府的策略一致，卻遭到了激進愛國者和其他政治力量的批評。據說炸彈郵報寄到了新記《大公報》編輯部，張季鸞本人也收到一件。這自然是光榮的事。
時間最終證明，張季鸞和他在《大公報》的同仁是真正的愛國者。新記《大公報》在天津辦了10年，隨著戰爭逼近，報館未雨綢繆，編輯部於1936年初遷至上海。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時，張季鸞主持撰寫了一系列社評，嚴厲地譴責張學良發動兵變，給日本可乘之機。我讀過這些社論，覺得語氣峻急，對情勢的剖析雖然透徹，但也不過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見。
張季鸞的特長是他對中國社會心理的洞察。文章提及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高級將領和低級官兵，以及中共時，用語有著微妙的不同。這些社論真正發生巨大影響，是因為南京政府派出空軍，在西安上空投放了成千上萬份《大公報》。報紙與飛機的結合，令全國輿論為之一變。這些社評奠定新記《大公報》作為輿論領袖的地位，也讓蔣介石與張季鸞建立起了密切的個人聯繫。在下一個10年，新記《大公報》的命運和這兩者有著極大的關聯。
不應該用文章學的標準來衡量張季鸞的工作。新記《大公報》的成功，首先在於立意誠正，做事認真不苟且，編輯技術和經驗還在其次。「四不」是新記大公報的靈魂。這種辦報哲學，意味著平衡各種立場、觀點和利益是一種日常的工作。這種工作的艱苦程度，最終導致了左傾的記者范長江與編輯部分道揚鑣。
實際上，一個有著強烈自尊心的作家，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都無法在這種編輯部裡生存。當他們作為特約記者與報社合作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甚至需求，對事實做各種發揮和引申，編輯部卻需要分析文章背後的東西。這意味著當一件事發生的時候，必須瞭解當事人的處境，傾聽其訴求，分辨其利益，洞察趨勢，做出獨立的判斷，並不受挾制地反映在新聞和評論中。
即使對一家卓有聲譽的報紙來說，要堅持做到這一點也不容易。1941年香港淪陷前後，接替張季鸞主持筆政的王芸生發表社評，譴責行政院長孔祥熙用本擬運送重要文化人物的飛機運送「箱籠、老媽和洋狗」，引發戰時最嚴重的學生運動。這篇社論依據的事實，後來受到了歷史學家的質疑。王芸生也承認自己聽信了不實之詞。
真正的考驗還是越來越狹窄的言論空間。新記《大公報》作為輿論領袖，對言論環境的變化體會得最深最快。張季鸞擬定的政治立場，在內戰中受到了最為嚴重的挑戰，儘管王芸生竭盡心力維持報紙的獨立，但明顯力不從心。他勉力想走一條中間道路，但到了1940年代末，報紙受到左右夾擊。國民黨黨報譴責該報是新華社的應聲蟲，而和共產黨的黨報則大罵其編輯方針「小罵大幫忙」。
1949年4月，胡政之在政權交替之際去世。儘管胡政之和張季鸞一樣，死於動盪的艱難時世，但與張季鸞身後近乎國葬的禮遇相比，幾乎無人注意到這個傳奇人物的離世。胡政之是新記《大公報》另一個靈魂人物，和吳鼎昌進入政界不同，胡政之一直為這張報紙服務。香港淪陷的時候，他發表了告讀者書，表白了抗戰必勝的信念，並宣佈自己的報紙必將回到這座城市。年輕的張愛玲用浪漫的筆調寫過香港陷落的故事，但胡政之的經歷非常驚險。他差一點和報館一起失陷在了這座城市。張季鸞死後，胡政之是各地《大公報》的總負責人，維持著新記《大公報》的傳統，而今這張報紙的光榮歷史隨胡政之的死畫上了句號。幾個月後，王芸生選擇向新政府交出了新記《大公報》的編輯權。
張季鸞和胡政之這代報人生於憂患，對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抱有深刻的感情和敏銳的判斷力。新記《大公報》的報格和張季鸞、胡政之等人的人格，是無法、也不應該分開的。他們畢生追求服務於公眾利益，促進國家進步，但不幸在時代變遷中兩次死去。第一次死去的是他們的身體和靈魂，第二次死去的是他們的理想和事業。
儘管如此，尋求獨立並不是張季鸞一個人或新記《大公報》一家報紙在一時一地的市場策略。即使是這樣一個年份，即使我已經過了因為理想投身任何事情的年紀，也不再鼓勵任何人這樣做，即使報業的抱負已經確定無疑成為過時的事情，我也不得不承認，張季鸞的追求是獨特的，他和吳鼎昌、胡政之的慘淡經營值得尊重，而他們的理想也的確閃耀著珍貴的光芒。
＊作者為專欄作家（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