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臺灣的整個未來新世代，竟然普遍性地要求政府與全體社會，必須對其可能變成為「輸家」，「輸者圈」與「弱勢」，「弱勢圈」或「劣勢圈」的未來處境，施予絕對之「保護」與「保障」，則這已不止是整個青年世代之淪落於「失敗主義」的悲哀，更是整個國家社會即將步向敗亡的大悲哀。
採行絕對道德至上「純粹公平正義」的共產主義方策
不久之前，蔡英文女士公開投書自由時報，闡述為什麼要反服貿協議、反自由經濟示範區計畫，主要理由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祇有「富人與商人」得到所有好處，二是因為「弱勢勞動力」和「弱勢中小企業」通通都會受害及受損，而所有尚未就業，以及尚未創業的青年新世代，更是準輸家，乃至是「弱勢中的最弱勢」，所以必須予以反對到底。
就是為了回應青年新世代的「輸家」「輸者圈」與「弱勢」「弱勢圈」或「劣勢圈」的恐懼症恐慌，因此，遂在各個公私部門領域，都必須轉為採行絕對道德至上的「純粹公平正義」之治國方策，扭曲了所有公共資源的配置理則，改變了公權力行使的方式，一切祇為保障「輸家」不敗。呵護「輸者圈」不倒，乃至救濟「弱勢」，拉抬「弱勢圈」或撐持「劣勢圈」之不會吃苦落難。
就是基於這種「弱勢至上」「貧窮第一」的理盲民粹迷思，因此，逼使政府「已然」或在可預見未來「必然」，要積極於採行三大方面「絕對謬誤的」治國施政措施：一是對內的政府支出極化向社會福利傾斜，二是對外採行高純度的「零式保護主義」，三是強力打壓市場社會的優勢者、贏家與肥貓，並加重「仇富反商」與「排富貶商」驅趕社會資本與企業家精神。
過度超額的補貼救濟性社會福利支出
首先是，政府支出之極化轉向社會福利傾斜，用無限上綱的「移轉性支出」完全加倍凌越於「生產性支出」，過度超額的補貼救濟支出耗盡了公共財政能量，以致喪失了支持國家科技發展與經濟社會基礎建設之所須：今天，政府歲計支出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六用在廣義的社會福利，而國家經濟基礎建設及科技發展支出祇佔百分之十稍強，完全翻轉了老蔣小蔣時代的科技及經濟建設支出一向高占百分之四十二到百分之四十五水準，而廣義的社會福利支出，祇有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五之間的情況，全然迥異。證諸於國際比較，有兩個重點值得正視：一是全球近十年平均國家基礎建設支出占GDP比重10%，但十多年來臺灣都祇有百分之三上下，以致國家營商環境條件江河日下，二是先進經濟社會發展經驗實證顯示，祇要是社會福利支出超過百分之二十國家，其國家財政體質必衰敗，其國家經濟績效必羸弱不振，無非正是過去二十年臺灣態勢的充分寫照。這兩方面的錯誤倘若不能及早糾正過來，則臺灣想在國際社會上持續發展下去，將越發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