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現象，固然可以訴諸物質性因素，即體系向新興國家「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的影響。國際關係學的古典現實主義，更能呼應慕安會報告提出的觀念性因素：西方集團自己內部精神上的不統一(spiritual disunity)。今年會上，龐皮歐與東道主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美歐貿易談判、伊核協議、軍事開支分擔、氣候變化等議題的針鋒相對，只是這些不統一的表象。華府近年以接連退群維護自身利益；右派嘲諷歐洲移民、福利與環境政策；歐洲「疑歐論」和各國右派選舉接連獲勝；中東歐威權強人以排外、反共之姿興起，都更直指「西方性缺位」的核心：精神上的不統一。慕安會報告特別以「右翼極端主義：白與非」(Right-wing Extremism: White and Wrong)專章深入挖掘這個缺位性的核心，並指出社群網絡發達、人口結構與社經條件惡化，使得基於宗教、種族、階級、地域、年齡的種族主義、排外、反猶、反伊斯蘭等不寬容、仇恨心理和部落主義進一步向更小眾的平台蔓延。這些病徵與三元素理想定義下的「西方性」相距甚遠。
權力移轉只是當前西方仍勉力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物質性裂隙。觀念性的裂隙如果放任漂流，則不僅會導致國際秩序的「西方缺位」，也很可能滑向赤裸的地緣政治與大國對抗：無秩序的無政府狀態(disordered anarchy)。這必將使氣候、公衛、軍控、網安等強烈要求跨國合作的全球非傳統安全問題難以治理。一旦有任何角落出現異常，主導菁英與公眾的廉價對策，很快就是尋找「他者」來卸責甚至落井下石，而後者的反作用必是秋後算帳和報復。冷戰後整個中東問題與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反全球化的重商和保護主義就是如此。如果世人繼續以便宜行事的自私處方應付「西方性缺位」，長此以往的惡性循環，災難性的更大危機就不遠了。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