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不太同意馬政府是獨裁政權這樣的修辭，台灣即使算不上是成熟民主，但畢竟是一個經過二次政黨輪替的國家，不過，從馬政府近來的表現來看，獨裁這頂帽子怎樣都拿不下來，他們自己要負一定的責任。
就以諾富特飯店room service為例，身歷白色恐怖年代的謝長廷在臉書的形容很經典，「台灣戒嚴時期，住宿旅館，最怕深夜房間服務生來按鈴，說是room service，實際上是強迫推銷應召女郎，不堪其擾。現在已經沒有這種事情了，想不到這次學生和公民團體入住旅館，服務生又重操舊業，但這次帶來的不是應召女郎，而是情治人員。」
諾富特事件，儼然就是一則白色恐怖的黑色笑話，說好聽一些，這是對歷史的無知，說難聽一些，就像有人刻意以戒嚴時期軍中黨部的名稱當筆名，就是惡意的恐嚇了。
在台灣藍綠的巨大鴻溝中，我們對未來的想像，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台灣的分歧線反而在於，我們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歷史記憶；表面上的民主轉型顯然沒有抺去巨大的歷史傷口，白色恐怖時代的傷痛、冤情，時時刻刻都在吶喊著、要穿透時間的禁錮破空而出。
中研院研究員吳乃德為文指出台灣的轉型正義特色是，「至少有一萬多個受害者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加害者」，他形容，這是一種缺乏歷史正義的轉型。
這當然是有歷史背景的，正如已經去世的政治學者杭廷頓指出的，新的民主政府是不是追訴過去威權體制的罪行，決定的因素並不是道德或倫理的考慮 ，而是政治的考量，尤其民主改革若是如台灣這樣，是由上位者所發動，就不太可能處理威權體制時代的罪行。
杭廷頓甚至說，「在新的民主政權下，正義來得很快，否則根本就不來。」
只是，杭廷頓如果「讓子彈飛」一會兒，他可能會發現，我們以為已經過去的，總有一天會回來催討，當年欠下的總有一天要還，只是還債的，也許不是當初該負責的那一代。很遺憾的是，這真正教會我們，何謂「遲來的正義未必是正義」。
西班牙在民主轉型的30年後，開始追索當年內戰的萬人塜；趕在智利民主轉型時自己取得終身保障的皮諾契特，終於被追訴，最後在不名譽中死去。
在台灣，陳文成已去世30年，當年棄屍地點的研究生圖書館早就移作他用，和陳文成成同一輩的台大人卻還是無能找到真相，現在是下一代的台大人要求建立陳文成紀念碑，台大校方終於首肯，這是重要的，這一代不償還，下一代就要付出代價。
其實，我更期待碑文好好記載陳文成的事蹟，這不是要英雄化，因為，只有我們切膚的感受到，這些政治受害者，是和我們一樣有熱情的血肉之軀，只有我們從內心深處，了解陳文成家人的絕望，這個社會才可能真正理解威權體制的罪惡。
在二二八事變離奇失蹤死去的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他的妻子30年後臨終前握著兒子林宗義的手說:「宗義，我真想念你父親，這30年來，我每天都想念你父親。」也許，我們太急著要從二二八事件向前看，過去的禁忌成了另一種避諱，但不了解這樣的痛楚，就無法真正向前看。
英法聯軍1860年野蠻的焚毀圓明園，150年後法國文化部長致歉，他說，「我們法國人負有文化上的責任」，只有這樣的反省才足以讓法國躋身文明國家，台灣無論那個政黨，都該好好記住這句話。當教育課綱的主事者，還在斤斤計較白色恐怖的定義，這不但助長歷史的無知或無感，同時也是繼續造成撕裂，很顯然的，我們的執政者並未負起「文化責任」。
就如吳乃德曾說，轉型正義是「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這是一個倫理的呼籲，也是一個共利的呼喚，因為，我們欠的，總有一天要還的，等到時間趕上我們，又會成為另一個時代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