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與楊姓警察打交道的時間不長，後來換了其他人，也不知道原因是不是他與我打交道不順利。 記得是在二０一０年十一月八日下午，楊姓警察打電話到我家中，說要見面談一談，我說就在電話裡談好了，他堅持不干，我看「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最後只好勉強答應，正要商量時間，他說自己其實已經在我的樓下，於是他和另一個年輕的警察兩分鐘不到進了我的家門。
這次集中到一個話題，就是十月十四日由我、崔衛平等發起，一百多位各界人士首批連署發表的「關於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聲明」，我們支持和讚揚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頒獎決定，呼籲中國當局以理性和現實的態度對待劉曉波獲獎一事，兌現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楊姓警察詳詳細細地盤問聲明出台的經過，誰發起、誰起草、誰聯繫聯署人、誰發佈的，等等。我當然不會如實相告，只是按預先的約定，說發起組織者就是我一人，由我負全部責任。
楊姓警察挖根刨底地訊問，叫那個年輕的警察拿出紙和筆做記錄。對於警察要做筆錄，我已有心理準備，在前兩天，他們已經對崔衛平這樣做過了。我們由此感到事態有些嚴重，他們似乎是在當成一件案子在辦，目前正在走收集證詞證言的程序。我還明白，現在對我正在做的只不過是一種形式，我們醞釀、起草、發佈聲明時沒有，也做不到秘密行動，而警察的監控從來沒有停止，我們的商量準備工作進行了整整三天，電話、電子郵件等聯繫一直在密集地進行，整個過程，每個人的作用警察應該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想他們也懶得弄清楚具體的真實情況，只要有人承擔責任就夠了。 楊警察盤問我時露出心滿意足的神色，似乎他自己也感覺到正把一張細密的網向我撒過來，而那個年輕的警察筆下刷刷地記得很用心，我心中一陣冷笑：「使勁記吧，沒有用的！」
詢問完畢，楊警察叫年輕警察把那幾頁紙遞給我，要我好好讀一遍，如記錄有誤可以改正，然後簽名。我把早就準備好的話拋過去：「我不看，也不簽名。」 楊警察完全沒有料到我來這一手，他很吃驚，也很生氣，他問為什麼，還攻擊我自己說的話都不敢承認。
我悠然地回答他：我對自己做過、說過的，都負責任，都承認，因為我在做和說的時候想到了法律，一定在它之內而不要觸犯，所以我沒有什麼可怕的，我也不擔心記錄有誤。但是，我知道完全有這樣的可能，你們把這份記錄中我說的話掐頭去尾，重新組合，按自己的意圖解釋，變成誣陷我或者其他人的法律上的證詞。你們在對劉曉波的判決書中就是這麼做的。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關於劉曉波的刑事判決書中列舉了十多項證詞，包括劉曉波妻子劉霞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說的話，用來支持對於劉曉波的指控。我看到這些話馬上就明白，這些都是一般性的事實陳述，而不是對於違法活動的指陳，本來就沒有想到要隱瞞和否認的，但它們也一定不是在明知官方要收羅誣陷曉波的證詞時出於配合作出的，而是官方以欺騙手段，利用人們光明磊落的「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心態在其他場合得到而移作他用。我知道幾個朋友對此的抱怨，並親自聽到劉霞氣憤地談到事情的經過。對於少數知道事實真相或者有分析頭腦的人來說，北京市一中院的判決書中那些移花接木的證詞不說明任何問題，但對於多數不明真相的人來說，會或多或少產生「官方似乎還是有一些證據」或者「怎麼劉曉波的親友都揭發他？」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