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析，他們在繼續執行我稱之為的「零距離接觸」策略：他們想要告訴我，「你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監控之下，你必須考慮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他們以「保持溝通」的名義企圖造成這樣一個局面：我的言行是雙方要討論的問題，我需要隨時得知警方對我言行的評價，其邏輯後果就是，我必須接受他們的同意或禁止。
上一次（三月二十五日），姓賈的警察來，是談「茉莉花革命」集會問題，其間還說，最近一次我們去捷克使館，他們放行了，我去日本，他們又放行了，可見他們是支持正常的學術和文化交流活動的，希望我由此看出他們的善意，與他們積極配合、溝通。這真是霸道和無恥的邏輯：在他們無數次非法剝奪公民正當權利的行為之餘，如果出現一兩次沒有剝奪的情況，就是寬大為懷，就需要感恩，就要對警察有問必答，有求必應。
我絕不接受這樣的格局，我絕不想讓他們以為，我的言行被他們監視而決定是否放行，可以成為常規。他們能夠剝奪我的權利，但休想從我這裡得到認可。 警察的所謂「溝通」，就是他們隨時會來，我必須報告我做的事情，以及別人約請我做的事情。當然，我的電話和電子郵件一直在他們的監控之下，他們什麼都知道，但問題在於，他們這種監視是非法的，見不得人的，他們公然來和我討論他們從非法監視中得知的情況，如果不表示抗拒，就等於承認他們這樣做的合法性。他們把一些不加禁止而放行的事情提出來作為示好的籌碼，如果我默認、接受他們的「寬大為懷」，就等於是認可他們干涉的合法性，他們馬上就會以要求「配合」作為回報。
雖然我不會把警察當成很高尚和講體面的人，但是我以為他們作為一般人應有的羞恥感還是有的。當我前一天與媒體商量寫稿第二天警察就趕來說這件事，當西方駐京媒體打電話和我聯繫採訪的事而剛放下電話警察就來干預，我還是非常吃驚，為他們的厚顏無恥吃驚。沒有拐彎抹角，不是暗示而是明說，毫不掩飾他們的竊聽。我想起以撒亞‧伯林在回憶他見到俄羅斯女詩人阿赫瑪托娃時得知的一件事：克格勃趁她不在時在她家裝竊聽器，猖狂和無恥到這種地步，完工後他們居然懶得清理現場，讓牆屑散落一地。我知道，有些心理病態的人喜歡偷窺鄰居的夫妻生活，但我很難設想有人無恥到這種地步，敢於主動找上門去說，我看見你們昨晚怎麼怎麼了。
我憤慨地責問：「我的言論自由權是得到憲法保護的，這是與警察的工作無關，警察無權干涉的。你們憑什麼要來對我進行干涉？你今天到我家裡來幹什麼？來與我討論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給哪家刊物、媒體寫，公民的言論表達是在警察管理的範圍之內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