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國生活的人都知道，那時有一個規定或慣例，每臨逢年過節或者有什麼國家大事，警察（在農村則是黨的書記、民兵隊長或其他顯示「專政力量」的人物）就會把他們所管轄地區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召集起來訓話，告誡他們「只許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是厲害的」，「別妄想在節慶的日子搞鬼！」這個傳統大概終止於八十年代初，從那時起，「階級鬥爭」和「專政理論」不再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現在，警察居然把早就過時並且廢棄了的作法——特定日子對「壞蛋」和「危險分子」打招呼、發警告——又用到知識分子身上，這怎麼不令人氣憤？
這樣做的荒謬與可笑還在於，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所謂「兩會」，那麼它們應該是這樣的時候，比平時更加讓人想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自己行使公民權的自由是得到憲法保障的。如果在這樣的時候人們有一種對於自己的國家，對於自己的公民身份的神聖感或尊嚴感，那麼警察在這個時候的故意出現就是對這種感覺的褻瀆。當人們僅僅因為表達了獨立的政治見解就要被警察的陰影籠罩，就要被視為不良分子、潛在的威脅社會的人，那麼警察貶損和侮辱的不僅是個人，更是對憲法的嘲弄，是在毒化社會空氣。
當自稱「豐台分局」的警察突然給我來電話，說因為兩會即將召開而要到我家裡來「談一談」時，我本能地拒絕。警察找了一個自以為得計的藉口，說他們要瞭解自己轄區居民的情況，關心他們的生活。我立即說：「如果是這樣，那麼你應該對我們小區的每一戶業主都要走訪，而不是專門對我，你是這麼幹的嗎？」他說是，他以為可以隨便說。等他下一次又來找我時，我告訴他，我問了住同一棟樓的好幾家住戶，沒有一家在相同時間段得到警察的關照，我嚴厲譴責他撒謊，狠狠地訓斥他，弄得他極為狼狽。
豐台警察對我採取的策略是無賴式的死纏，他們從不說強硬的話，就是厚著臉皮要見、要談，而且要在他們選定的時間。其中為首的一個姓楊，要我叫他「小楊」，但我從不使用這種暱稱。他知道自己打交道的對象是教授，於是想裝斯文、裝好求學問，妄圖製造出共同點以便有話可說。他要我把自己寫的學術文章給他看，讓他「學習學習」。有一次，說到過幾天我會去北京大學作一個講座，他表示他也想去聽聽，他「很感興趣」，他以為我會對他產生謙虛好學的好印象，而且，他到聽眾中去湊個數會提升我的虛榮心。我老實不客氣地告訴他，我的講座是給名牌大學的研究生做的，他離聽懂還有相當距離。我還告訴他，別以為在我面前裝學生的樣子是在抬舉我，其實是在抬舉他自己，因為，憑他的學歷或學識，肯定沒有資格做我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