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信，我的言論和行動絕對是說得清楚的，但是，我決不當被警察利用、陷害的「老實人」。你們可以幹掉我，但你們休想讓我先挖一個坑，然後一腳把我踹進去！
楊警察看來對北京市一中院判決書的事很熟，他嘟嘟囔囔地說，那些人本來就是說了那些話的嘛，後來在判決書上作為證詞公佈出來，受到指責，引起議論，感到受不了，又說另外的話，又想否認。我瞭解曉波的那些朋友，我知道他們太堅信自己和曉波的光明磊落，他們不是懊悔說了老實話，而是震驚於司法當局的無恥。我只是做出一臉冷笑聽他說，懶得反駁。 楊警察好說歹說、軟話硬話，我則是一口回絕：「不看，不簽名！」他們只得悻悻離去。
自那以後，我再沒有碰到過這個警察。
後來和我打交道的警察一個姓郝，一個姓賈，自我介紹說是「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衛處」的。好像從這兩個人起，他們的分工包干就比較固定，沒有其他警察來找我。兩個人中，一般是賈警察出面，只有在二０一０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挪威奧斯陸頒獎的時候，他們把我從家裡帶到北京郊區昌平縣一個住處，作為副處長的郝警官才上陣執行任務。
有件事我一直沒有忘記，根據《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證使用管理規定》第四條，警察在執行任務時，應主動出示警察證表明身份，但與我打交道的警察我都記不清有多少批、多少人，從來沒有人向我出示過他們的證件。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他們根本沒有把國家的法律、規定放在眼裡。
（三）
與警察打交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概始於二００六年。在這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於我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的干預和壓制，是通過社科院或哲學所的領導施壓進行的。最緊張和嚴重的對峙發生在二００四年，那一年是「六‧四」事件發生十五週年，五月份，劉曉波組織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允許重新討論「六‧四」事件，我在這封公開信上籤了名。也許在官方的眼裡，這是第一次像我這樣的「體制內學者」和像劉曉波這樣的「民運份子」共同行動，引起了高度重視，哲學所的黨委書記找我談話，緊接著，書記、所長、副所長三人一道趕到我家裡，要求我撤銷簽名，我當然嚴詞拒絕。最後是副院長會同社科院監察局局長等人約見，我事前估計是要宣佈開除的決定，並作了充分準備，結果以嚴厲宣佈「下不為例」，而我明確表示拒絕承諾「今後不再參與」為結束。
大約從二００六年二月下旬開始，每年所謂「兩會」前警察上門打招呼，就成了慣例。這種打招呼行動對我個人而言表面上是很溫和的，就是警察上門，東拉西扯，問問「這一向幹些什麼」，假裝漫不經心地提到「就要開兩會了，注意一點」，等等。這其實是對人的尊嚴，對公民權利的赤裸裸的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