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他們對我「允許」、「放行」，因此寬宏大量的說法，我質問說，難道你們警察有幾件事沒有禁止、打壓，就指望我感恩？比如，你們「准許」我今天吃了早飯，中飯也沒有禁止，還「准許」我上街買菜，就要我把這當成是你們的恩德？難道這些不是我本來就有的權利？有些本來屬於我的東西你們沒有搶走，這就是你們的大方，等於給了我什麼東西？你們以為我是小孩子好糊弄，真的要感謝你們？對我連珠炮式的發問，他無言以對。
談到海外媒體對我的約稿，賈警察冒出一句：「對於海外某些組織與你的接觸，我們是關心的」，我對這句話高度敏感和警惕，我不知道他這麼說是口誤還是精心設計的陷阱。就我的法律意識而言，「與某些海外組織有聯繫」是公民的合法、正當的權利，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但是，在中國當局和警察那裡，這句話有特定的含義，這是他們加罪於人的依據。我必須澄清和反擊，我用手指著他厲聲說：「你給我說清楚，我怎麼和某些海外組織聯繫了？海外正式的、合法註冊的報刊向我約稿，是公開、正當的行為，我與他們商量寫不寫，寫什麼，是我應有的公民權利。我知道在你們的說法中，『與某些海外組織有聯繫』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是要治罪的，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根據？」賈警察再三推諉，想搪塞過去。我哪能在這麼嚴重的問題上把他輕易放過去，我窮追不捨，直到他明確無誤地承認說錯了為止。
賈警察說，他們關注我寫什麼文章，是因為我的文章「大部分是好的」，也有的文章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說，所有的文章都是我有權利寫的，我不與你爭論我的文章的好與不好，我的文章當然有可能是錯的，但文章的對錯好壞都在言論自由範圍，與警察無關。你們根本沒有權利來和我談論我的文章，這不是警察工作之內的事。我還說，關於艾未未的文章我沒有寫，不是因為不敢，不是怕你們反對和懲罰，而是怕素材不夠寫不好，不是覺得不該寫。你們的無理干涉，使得我倒很想寫一篇文章，題目是「和諧社會，還是警察國家？」，把你們對我的所作所為、我的遭遇和感受都寫出來，讓全世界來評理。
針對賈警察的所謂「溝通」，我明確告訴他，我不歡迎他和任何警察上門，他強行要來，我感到是「極大的冒犯」。 賈警察力圖分辨，我懶得與他多說。說知道他是奉命行事，指責他沒有多大用處，要他把我的意思原原本本向他的上級報告。
與警察的纏鬥使人厭惡和厭倦，即使把他們質問得理屈詞窮，把他們訓斥得狗血噴頭，有什麼用？說到底不過是口舌之爭，是嘴上的勝利。他們要來找你，你躲不脫，他們要進你的屋，你擋不住。雖然每個回合都佔上風，但我明白那不過是杯水風波，不值得自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