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韓國總理鄭烘原宣佈就「歲月」號沉船事故引咎辭職：「就未能阻止事故發生以及在事後未能適當應對，我作出道歉。見證了家屬的痛苦以及人們的悲痛和憤怒，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情是負全部責任並辭職。」鄭烘原請辭的新聞，在中國網路上引發了一陣感歎與議論，用《環球時報》評論文章的話來說，它「給中國公眾帶來視聽上的衝擊」。
有意思的是，不管對鄭烘原辭職行為抱何種看法——是「撂擔子」，還是「有擔當」？中國的評論者一致認為，政府首腦「引咎辭職」的制度以及「責任政府」的理念，均來自西方體制，仿佛這樣的制度與理念，于中國人傳統的公共治理而言，乃是異己之物。但我想指出，政府首腦「引咎辭職」、以示對重大災害的負責，其實是中國古典政治的倫理要求，且是漢、唐、宋時代的政治慣例。
在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在漢代與宋代，像韓國總理鄭烘原那樣的宰相引咎辭職事例，是不勝枚舉的。我這裡且以北宋仁宗朝為例，介紹幾則例子：天聖七年（1029年），汴京皇城內的玉清昭應宮受雷擊著火，燒毀宮殿「三千六百一十楹」，只餘「一二小殿」倖免於難。劉太后聞訊大哭：「先帝利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火災發生後，宰相王曾即上表待罪，引咎辭職，後罷相出守青州。
寶元元年（1038年），宋境發生「冬雷地震」，災害頻仍，而以宰相陳堯佐為首的政府應對無方，諫官韓琦連上數疏，對政府發起彈劾，認為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副宰相）韓億、石中立尸位素餐、庸碌無能，必須對眼下發生的災異負責，最後迫使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四位宰執同日請辭。後來韓琦也當上了宰相，因為「不赴文德殿押常參班」（不到文德殿簽到），被禦史中丞王陶彈劾為「跋扈」。雖然剛剛登基的神宗皇帝並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韓琦自己還是堅持辭去宰相之職。
慶曆七年（1047年），天下大旱，參知政事賈昌朝認為宰相應當對此負責，「上表乞罷參知政事」，主動向仁宗皇帝提出辭呈。宋仁宗諮詢了另一位大臣的意見後，批准辭呈，將賈昌朝改任北京大名府留守。
皇佑元年（1049年），宰相陳執中辭職，原因是當時發生洪澇之患，「災異數見」，陳執中身為宰相，卻「無所建明，但延接蔔相術士」，於是台諫官接連彈劾，最後陳執中以足疾為由請辭，「罷為兵部尚書，出知陳州」。
因為發生災異，導致人民受到傷害，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居然要引咎辭職，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似乎不可理解。不過古人相信天人感應，天災乃是上蒼對人間執政的警告，「陰陽不和，責在宰相」，天災降臨，執政的宰相難辭其咎，當然需要引咎辭職。這一點，跟現代政府「理性化」的問責邏輯並不相同，但是，政府「可問責」、「要擔責」的執政倫理，則是古今一理的。
於是，我們從宋朝歷史中看到，每當出現嚴重的災害事故，有擔當的宰相總是主動引咎請辭；如果他對災異裝聾作啞，代表天下公議的台諫也會上書彈劾，迫使執政官辭職。辭職可能於事無補，卻表明一種負責任的姿態。這種政治姿態，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適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