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號外》雜誌四月號是一個大規模的「Directors Issue／導演專題」，專訪、報導了兩岸三地十多位值得關注的導演，以及幾位國際導演（本人擔任主編）。封面人物是中港台三地各一位深具代表性，且都有新作品的導演：香港的陳果、大陸的賈樟柯和台灣的魏德聖。
陳果在十多年前拍攝首部電影「香港製造」──這四個字在當下的香港社會幾乎就是一篇重要的文化與政治宣言，而他後來的「九七三部曲」，也是準確而蒼涼的時代寓言。他多年來未拍長片，此次在香港上演的新片《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未演已經引起許多關注，雖然是一部科幻片，但充滿政治隱喻，劇中台詞「我們的城市，已經不存在」，切中當下香港氣氛，電影海報標語「還我香港」更是試圖出召喚香港人的嚴重焦慮。
台灣的魏德聖從《海角七號》 到《賽德克巴萊》不僅創造台灣的票房奇蹟，成為帶領台片復興的重要推手，其作品也都涉及甚至深入台灣的歷史，尤其和曾為台灣殖民母國日本的複雜情結。此次由魏德聖監製、新導演馬志翔導演的新電影《Kano》，述說一個很少台灣人知道的真實歷史：1931年台灣嘉義農專棒球隊如何打進日本甲子園大賽的熱血故事，不僅取得巨大商業成功，並再次引發許多文化與政治討論。
賈樟柯則毫無疑問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導演，他的電影從「故鄉三部曲」到後來的《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 《海上傳奇》等，都在記錄和探索中國的轉型歷程。新作《天注定》更是殘酷而詩意地穿透中國當代現實中的暴力，是這幾年最好的華語電影。
這三個人在個人氣質和或者電影美學的趣味上都不同，但是他們卻有一個最重要共通處：特別認真而誠懇地述說關於自己土地的歷史與現實。
電影當然未必一定要強調自己土地上的故事，而可以是更普遍的人性與情感；但如果一個地方的電影出現了集體歷史失憶症或者無能去直面現實，恐怕就是一個社會的嚴重病症。當前香港和台灣確實面臨一個特殊的誘惑與威脅：擁有巨大資金吸引力但自由有所限制的中國。
香港電影產業在過去幾年大量轉向合拍片，造成本地產業空洞化（在剛過去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香港資深演員惠英紅就直言現在拍戲機會不多），且香港故事似乎越來越貧乏。陳果雖然過去幾年經常在大陸，但被視為還沒真正北上的代表，因為他在雜誌的訪問中說：「上大陸有合拍片的條件……要遷就這遷就那，慢慢會遷就成沒有了自己。」（但他也說只要有好的故事，他並不排斥合拍片。）
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合拍片，但魏德聖卻沒有投向合拍片懷抱。他說他並不是出於什麼偉大的使命感，而是因為自己的土地和歷史有太多想講的故事講不完。
作為中國導演，賈樟柯沒機會讓「天注定」在戲院上演。他說拍這部敏感題材片他不覺得自己勇敢，但他不想怯懦：如果他不拍這部片，若干年後，他會覺得自己很羞恥。
這正是導演們展示藝術家的獨立靈魂與對自由的追求。當然，不是標榜「本土」的電影就可以廉價地獲得觀眾的情感與認同，也不是所謂合拍片就必然失去本地的味道（剛在香港金像獎得多項大獎的「一代宗師」仍可以說是一個好例子），但是如果在台灣和香港，電影創作者或所有人漸漸不去說自己的故事，不敢說自己心中的話，那麼套用陳果電影中的話：「我們的電影，已經不存在」。
＊作者為台灣評論人，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兼任《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總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