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專文:以寫作與時代肉搏

2016-11-12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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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認為,網路和社交媒體以及更多新媒體的出現,鼓勵了更多人開始寫評論,並且讓深度評論有可能出現。(Amy Cui攝/臉書)

張鐵志認為,網路和社交媒體以及更多新媒體的出現,鼓勵了更多人開始寫評論,並且讓深度評論有可能出現。(Amy Cui攝/臉書)

八○年代中期後的十年,是我從中學到大學畢業的青春時期,也是台灣評論的黃金時代。彼時台灣剛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一方面媒體開放並獲得更多自由,另方面人們欲尋求更多的新知識與思潮,以理解與批判那個仍然龐大的黨國體制以及各種壓迫的社會關係,尋找台灣轉型的出路。

一時之間,百花齊放。一九八六年,《當代》雜誌創刊,成為八○年代以後重要一份思想性刊物。兩年後,一群具有學運經驗年輕人創辦《南方》雜誌,成為當時最具激進色彩的評論刊物。老牌自由主義雜誌《中國論壇》幾度換人主導後,也更與當下對話。九○年代初,另一群宣稱邊緣激進的知識份子和文化人成立了《島嶼邊緣》,提出「酷兒專題」等新議題。有趣的是,《當代》創刊號人物是法國思想家傅柯,《島嶼邊緣》創刊號是義大利左翼知識份子葛蘭西。顯然,那個時代,人們仍然借用西方左翼思想作為批判的武器。

在那個黎明乍現的新時代,台灣出現一種新的文類:「文化評論」。和過往意見性的評論性文章不同,這類文化評論更以學術性理論(尤其是左翼批判理論或者文化研究理論)為基底,去揭開政治、文化或社會關係背後的權力機制與意識型態。這些文章的戰場除了上述那些雜誌,也會在部分報紙版面如當時屬於新銳力量的《自立早報》。

1959年5月20日,《明報》正式創刊,最初只是一份四開一小張的報紙,是名實相符的「小報」,標榜「公正、善良、活潑、美麗」。(取自網路)
台灣出現一種新的文類「文化評論」,去揭開政治、文化或社會關係背後的權力機制與意識型態。圖為1959年5月20日正式創刊的《明報》。(資料照,取自網路)

於是,一個新銳作者楊照把他的評論結集叫做《流離觀點》,另一位在學院任教但經常在媒體上寫文化評論的學者傅大為結集出書叫做《基進筆記》。這是那個時代的姿態:邊緣、游離、激進、反體制。

這些文化評論成為青春的我進入知識迷宮、認識劇烈變動的台灣的重要大門。

作為一個知識青年╱文藝青年,我們當然也想對世界吶喊,因此在社團搞起自己的刊物,在上面寫下我們剛學到的理論、裝進剛灌滿的激情:從抽象的民主理論,到學生運動的前景,到林強與王家衛。這份我們自己辦的校園刊物《萌芽》,僅此一期,卻為我打開寫作生涯的大門。

一九九五年我大學畢業,一位在《新新聞》工作的前輩約了我和一起搞《萌芽》的同學喝咖啡。《新新聞》週刊屬於解嚴期的時代產物,在一九八七年由幾位新聞界的重要人士(現在都是巨人)創辦,深入報導街頭運動和政治幕後,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但是到九○年代中期,隨著禁忌越來越少,報紙資訊越來越多,週刊也越來越難和報紙競爭,《新新聞》因此遇到瓶頸,希望吸引年輕一代的讀者。

因為看到了我們在大學時代的刊物,他們邀請我們在這份當時最重要的新聞週刊上開一個年輕人看世界的專欄,名稱叫做「X世代說話」。於是,就在我開始讀政治學碩士研究生的第一年,一九九五年秋天,我開始了人生第一個媒體專欄。

那確實是一個青年文化正在爆發的時代:例如搖滾音樂節開始從台北到墾丁出現了;想要作為台灣Village Voice(紐約知名另類媒體)的《破週報》創刊了;我的一個同學則開了一家帶著女性主義色彩、後來成為台北live house重鎮的餐廳「女巫店」。不久後,我從「X世代說話」轉成不定期幫《新新聞》寫一些國際思想動態。

英國維珍搖滾音樂祭的樂迷們(美聯社)
青年文化正在爆發的時代,甚至也出現了搖滾音樂節。圖為英國維珍搖滾音樂祭的樂迷們。(資料照,美聯社)

從小是搖滾樂迷但從來沒想過寫樂評的我,在音樂雜誌上看到西方搖滾樂手如何介入現實政治的新聞,引起了我很大興趣,開始偶爾撰寫這方面議題,不論是搖滾樂與新工黨,或者Coldplay與公平貿易。畢竟政治學是我的專業,我希望這些文章可以為中文讀者補充搖滾樂的政治知識。

同時,正在讀政治學研究所的我,學到了許多政治經濟理論,思考著如何把這些理論用在對台灣具體問題的分析上—彼時的台灣正被族群政治、金權民主、憲政改革等種種問題所糾纏。畢竟,我之決定攻讀政治學,就是希望知識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的政治經濟制度,為台灣找到前進的方向。尤其作為一個大學參與過學運,並一直希望可以介入社會變遷的熱血青年來說,深信知識不應該被閉鎖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在公共領域中展現力量。

我的第一篇政治評論投稿是討論核能電廠的決策不應陷入科技專家統治的迷思,而應納入公民參與。第二篇文章提出台灣的政治轉型強調忘卻悲情時,不應遺忘過去的人權侵害,並引用政治學文獻強調「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彼時「轉型正義」這概念還不流行)。通常這些民意論壇的論述版面是只給專家學者或政治人物,這兩次竟然都以不小篇幅登出我一個年輕研究生的文章,很受鼓舞。此後開始陸續不定期投稿政治評論。

但時代正在快速地退潮。隨著台灣的形式民主慢慢落實,人們的政治熱情從反抗轉為黨派對抗,隨著全球化與市場化成為時代精神,媒體越來越瑣碎化與八卦化,飢渴於更多吵雜的噪音—電視上開始出現名嘴談話秀。於是台灣在八○年代到九○年代中期剛開始壯大的公共論述領域逐漸萎縮。

在這個輕盈的時代,媒體追求更聳動的報導、更瘋狂的聲音,深度評論與報導彷彿成為毒藥。

九○年代後期到新世紀初期,我雖然偶爾為媒體寫稿,但只能算是業餘的寫作者,心力主要還是在學術研究。二○○二年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原本計畫在出國前的夏天出版書寫西方搖滾與政治的書,告別我的青春搖滾歲月,從此好好進入學術生涯,但書來不及寫完,只能帶去紐約繼續努力。

二○○四年五月,考完博士資格考,在台灣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書中討論搖滾樂如何從誕生起影響不同世代的青年,如何介入具體的政治社會鬥爭,議題涉及反戰、同性戀、環保、第三世界貧窮、死刑、英國新工黨等等。出版社和一些朋友都不太看好這本書的市場,他們認為這是好書,但是冷門。他們說,這不是八○年代末的台灣。

然而,書出版的第二個月,我同時接到台灣兩大報紙的專欄邀約,一個是《中國時報》時評版,另外是《聯合報》文化副刊。同時,《聲音與憤怒》竟然很快再版、成為一本被熱烈討論的書。逐漸地,我展開了寫作生涯,並且一步步飄移出學術軌道。

因為對強烈想要改革社會的我來說,當你批判權力、當你為弱勢發聲時,寫評論是一種游擊戰,尤其看到台灣公共領域的崩毀,自然會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是那微弱但有力的磚塊。

但這真的是一場與退潮的時代激烈的肉搏戰。當你想要以思想和文字介入這個崩壞的時代,崩壞的力量卻比你更為凶猛地反噬。

文章自在才有神。(網路圖片)
作者強調,寫評論是一種游擊戰,尤其看到台灣公共領域的崩毀,自然會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是那微弱但有力的磚塊。(資料照,網路圖片)

曾經在九○年代影響我們這代青年的所謂「文化評論」文類,此時幾近消失了,因為媒體沒有空間,不能孕育新一代的評論者。一位學長甚至開玩笑說我晚生十年,因為現在不流行這樣的文章。但問題不在於我是否生不逢時,而是整個台灣的危機:民主化辛苦地前行二十年,但我們的公共論述領域卻在成熟之前就已經蒼白了。

我只能持續地寫,甚至放棄了論文寫到一半的博士學位,摸索成為一個民間的、有機知識份子的可能。同代人中有許多出色的文學作者,但卻少人以寫評論作為志業。我似乎成為這個貧瘠時代中我同世代的倖存者。

而且,我的寫作走的一直是人少的路。我出版《聲音與憤怒》之前,很少人關注音樂與政治或抗議;我在報紙民意論壇版不是寫國際新聞就是寫本地社運等非主流題材;○八年之後,我開始寫中國的人權,寫許志永、劉曉波,成為台灣主流媒體幾乎唯一在持續關注這些議題的作者;又兩年後,我開始寫香港政治與社會。要到幾年後,這些問題才被更多人關注。

我只是幸運地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議題,並且幸運地有媒體願意刊登這些冷門題材的文章。但這是一條寂寞的路。

同時,我在新聞媒體上寫政治評論,也經常受邀在文學雜誌和文學副刊上寫文章,這也使我出現認同困惑:不寫小說、不寫詩、不寫一般認知的散文,但我會被稱為一個「作家」—我感到惶恐。又或者我雖然寫很多音樂文章,但我不太寫音樂專輯評論(也不懂音樂),卻常被稱為「資深樂評人」—我感到焦慮。

但正是這樣的跨界嘗試,讓我感到自由:在政治與文化╱音樂之間,評論與散文之間,寫作與行動之間。

在二○○七─○八年左右,我在台灣已經出版了第二本書《反叛的凝視》,時代又替我打開另一道門。

二○○七年左右,一位中國知名樂評人看過繁體版的《聲音與憤怒》,邀我在他擔任主編的《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中文版的《音樂時空》寫文章;不久後我也開始在《南方週末》副刊寫專欄、在《南方都市報》寫關於台灣的政治評論。

二○○八年,《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在北京貝貝特╱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簡體版,我開始進入中國的公共領域,認識更多媒體人、文化人和異議份子。接下來幾年,我在許多中國重要刊物上寫從政治到書評到音樂專欄:《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新京報》、《南都週刊》、《鳳凰週刊》、《讀庫》、《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新世紀》、《Q音樂雜誌》、《週末畫報》、騰訊《大家》成為中國公共領域的活躍作者。

《華爾街日報》今刊出蔡英文專訪,蔡英文說台灣不會在中國大陸的壓力下讓步,但她也保證避免衝突,並籲北京與台灣舉行會談。(取自華爾街日報網站)
作者曾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擔任活躍作者。(資料照,取自華爾街日報網站)

二○一二年又是個轉捩點。

因為反旺中運動,我辭去寫了十年的《中國時報》專欄;因為搬去香港擔任《號外》雜誌主編,我的專欄寫作時間減少了;更因為中國進入新政權,而我在中國的寫作和演講一向是以一個批判性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所以我成為一個敏感人物。

台灣主流媒體的墜落速度讓人難以想像,而中國媒體的言論空間則不斷緊縮。但另一方面,網路和社交媒體以及更多新媒體的出現,鼓勵了更多人開始寫評論,並且讓深度評論有可能出現。今天,我們似乎來到一個百花齊放的新年代。

我自己則在曾經大量地專欄寫作之後,目前我停去大部分的固定專欄,希望寫更多長篇的文章,並且在過去幾年也把力氣花在媒體經營上,希望去建立一個平台,為更多寫作者打造一個好的空間。

不過,即使我同時做很多事:媒體編輯、主持節目、經營書店、策劃活動、參與社運等,我一直認為我的核心認同與工作就是一名寫作者。

我期許我的寫作能洞察我們的世界,詮釋時代變動的意義,捕捉歷史的理性與感性,並最終鼓舞人們起而行動。

因此,必須要繼續與這個時代肉搏下去。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燃燒的年代: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共精神》(印刻出版)

《燃燒的年代》新書講座

【台北場】

日期:2016年11月17日(週四)

時間:18:30-20:00

地點:閱樂書店(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

講題:重新想像我們的文化

講者:張鐵志(本書作者)、鍾永豐(台北市文化局長)、郭力昕(影像文化評論者、政大教授)

日期:2016年11月25日(週五)

時間:19:30-21:00

地點:誠品信義店3樓FORUM

講者:張鐵志(本書作者)

【台中】

日期:2016年11月26日(週六)

時間:14:30-15:30

地點:誠品園道店3樓藝術書區

講者:張鐵志(本書作者)

【高雄】

日期:2016年12月3日(週六)

時間:20:00-21:00

地點:誠品高雄大遠百店17樓書區中庭

講者:張鐵志(本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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