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以反服貿為主題的太陽花學運突然爆發，猶如平地驚雷，把兩岸政府震得暈頭轉向。弄不懂，想不通，氣不過。對大陸當局來說，從江澤民時代強硬的「飛彈政策」，到主要致力於「爭取台灣人民」的柔性對台，再到開放大陸高端市場給台灣做經濟腹地，已經是大陸對台政策的最大調整。但無論怎麽調整台灣民眾都不買賬，難道不是「逢中必反」嗎？
對馬英九政府來說，台灣最大短板就是經濟。亞洲四小龍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復昨日輝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圍的可能，這不僅影響2300萬台灣人民的生計，更有損台灣的尊嚴，尤其有損自由、民主的尊嚴。所以當務之急只能是「拚經濟」。自己千辛萬苦才在這方面有所斬獲，台灣經濟終於有望突圍，台灣民眾卻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馬政府看來，這也太不領情、太民粹。
豈止兩岸兩黨困惑，就連大陸知識界，對太陽花學運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須承認，反服貿確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的一面。在深受計劃經濟之苦的大陸知識界眼裡，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傾，對太陽花學運也就頗多批評，造成兩岸知識界的激烈爭議。但爭議無論多激烈，其實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溝通，可以求同存異。但有人缺乏起碼的善意，把大陸知識界的批評一概貶為政治上的反動，一概斥為「維穩」，不過是當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駁。
但是，反服貿決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這一面，而有複雜成因，其複雜成因中頗多合理成分。大陸知識界則對此所知有限，這種隔膜確實需要消除。
「太陽花」是對「中國模式」和大陸統戰的反彈
台灣太陽花學運最重要的成因，是對「中國模式」的反彈。這種反彈之強烈，用驚弓之鳥形容，也不過分。
所謂「中國模式」，崛起於2008年奧運會。接下來的世界金融危機，更讓各國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國的錢袋，更助長了中國當局的傲慢。這傲慢主要體現為制度上和價值觀上的所謂自信，即多年媳婦熬成婆的想像。從前，中國在國際話語市場上一直弱勢，中國當局也默認這種弱勢，只敢向世界輸出物質產品，即所謂「韜光養晦」。但在2008年奧運會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當局在國際話語市場上越來越不甘寂寞，越來越急於輸出價值觀，越來越急於擴張所謂中國模式。
但中國當局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努力只對各國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間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輸出所謂價值觀、擴張所謂中國模式，就越發導致全球公民社會尤其國際輿論的普遍恐懼，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場。流風所及，甚至株連民間交往。
我前年訪日，一位日本學者就坦率告訴我，2008年奧運會之前，他只反感中國當局，但同情中國人民，認為中國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奧運會之後，他越來越不這麽看了，認為所謂中國人民跟中國當局，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麽大的分別。我幾次訪問港台，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陳述過幾乎一樣的觀點。因而中國模式愈崛起，中國愈要在國際話語市場有所作為，世界範圍尤其跟中國本土最直接的港台兩地的民間社會，中國形象就愈不堪，中國這個詞就愈讓人談虎色變，「去中國化」就愈聲勢浩大。香港在97回歸前並沒有所謂「港獨」問題，回歸多年之後「港獨」竟漸成氣候。97前香港已有大規模移民，穩定多年之後，近年再現移民潮。台灣的「去中國化」曾隨著陳水扁政治上的破產漸趨沉寂，但因香港「一國兩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對中國的恐懼再度瀰漫於台灣民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