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型冠狀病毒肆虐，讓武漢封城。
疫情天天高升、加速了全球的神經緊繃，大家都感受到了：自己隨時都有可能被感染這個可怕的病症。
口罩之爭，荒謬至極，但是這不就是人性嗎？誰會希望自己被感染甚至死亡呢？可是面對這場瘟疫誰又能夠置身事外呢？
封城，讓武漢街道頓時陷入無名的空曠與蕭索，沒有人語更沒有霓虹，集體共命的只是每天24小時的在家封閉，對於好動的人來說無異是最大的酷刑，對於平日就喜歡獨居者同樣也是更多的無趣與枯寂。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卡繆（Albert Camus）在他那本著名的《瘟疫》中寫道，「瘟神的黑影已籠罩住一切。個人命運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體的遭遇：一邊是鼠疫，一邊是眾人共同的感受。各種感受中最嚴酷的是分處兩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懼和反抗情緒。」
卡繆的《異鄉人》或《薛西佛斯的神話》對於個人的存在情境特別是「荒謬」著力甚深，但他和沙特不同的是，沙特是「沒有出路」，卡繆在車禍意外之前正在構思一部新作：《新人》。薛西佛斯在推石上山而石落的永恆懲罰之間，有一日他在下山之際內心升起的不是沮喪與無奈而是一股希望升起，他不再和往昔一樣了，雖然翌日他還是要推石上山，但他卻深信：總有一天推石至山頂時石頭不會再落下山了！這股希望讓卡謬找到存在的出路，因此卡繆沒有選擇自殺，（卡繆主張自殺是形而上問題），承擔與找尋出路顯然給他的「新人」 找到了人性的新方向。
事實上在《瘟疫》中他除了描述封城內人們的心理糾結與變化之外，他注意到的是「集體意識」與「共命慧」的問題。封城斷絕了人與人對外之間的通道，更斷絕了原本相愛的人們之間親愛與親密的距離。「沒有一個人還有什麼崇高的情感，大家的情感都同樣平凡單調。」當瘟疫初起時，人們還會回憶起失去的親友，或與親愛的人過去甜蜜歲月，到了第二階段並非記不起心愛人的容貌，而是「在自己身體內部感覺不到心上人的存在」，「待到分別時間長了以後，他們已無法想像過去親身體驗過的卿卿我我的生活，至連過去曾有過一個生活在一起、隨時可用手觸摸到的人兒這一回事也感到不可思議起來。」
卡繆還觀察到，最後，進入麻痺階段，「別離者談到不在眼前的人兒時，第一次不再怏怏不樂。他們用的是相同的語言，用對待有關疫情統計數字的態度來對待他們的別離情況。在這以前，他們絕不同意將他們的苦惱和全城人共同的不幸混為一談，現在也接受把他們摻在一起了。失去了過去的回憶，失去了對未來的希望，他們已置身於當前的現實之中。說實在的，在他們看來，一切都成了眼前的事。」
很現實的是我們在城之外，害怕的卻是確證病例一天比一天飆高，死亡病例的增加，這些數據讓城外之人如臨大敵，隨時戒備，不敢輕易和人溝通談話，更敢讓自己落入毫無防備的時空內，因為那會帶來染病的可能性！因此，能搶多少口罩或酒精或防疫裝備，誰還會客氣呢？……可是來自武漢城內的人們呢？ （相關報導： 首批武漢返台「老人小孩未依協商優先登機」 陸委會：行前名單須審查 ｜ 更多文章 ）
卡繆筆下寫著，「我們的市民大眾已不再違抗，他們像人們所說的，已適應環境；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當然他們帶著一幅痛苦不幸姿態，但已感覺不到它的煎熬。也有人，如里厄醫生，就認為這才是真正的不幸，習慣於絕望的處境比絕望的處境本身還要糟。以往這些別離者還不能算真正的不幸，他們的痛苦中還存有一線光明，現在連這一線光明也已消失。」
